隐藏在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中的一个法律问题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初八日丙辰

        耶稣2017年11月25日

在《水浒传》与《金瓶梅》中，最早发现西门庆与潘金莲有奸情的人，是一个叫小郓哥的少年人，然后小郓哥悄悄告诉了武大郎。那小郓哥可不可以绕过武大郞，直接跑到衙门，检控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呢？

答案是：不可以。根据宋朝的立法，小郓哥不具有诉权，即使跑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奸从夫捕”。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妇女与他人通奸，法院要不要立案，以妇女之丈夫的意见为准。从表面看，这一立法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却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益的保护，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属于亲告罪，受害人（丈夫）亲告乃论，政府与其他人都没有诉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奸从夫捕”是一则良法。我讲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故事你就理解了。

大约宋宁宗时，广南西路永福县发生一起通奸案。教书先生黄渐，原为临桂县人，为讨生活，寓居于永福县，给当地富户陶岑的孩子当私塾老师，借以养家糊口。黄渐生活清贫，没有住房，只好带着妻子阿朱寄宿在陶岑家中。

有一个法号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怎么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后来，陶岑与妙成发生纠纷，闹上法庭，陶岑随便告发了妙成与阿朱通奸的隐情。县官命县尉司处理这一起通奸案。县尉司将黄渐、阿朱夫妇勾摄来，并判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责，押下军寨射充军妻。

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完全就是胡闹。

黄渐当然不服，到上级法院申诉。案子上诉至广南西路提刑司，提刑官范应铃推翻了一审判决。在终审判决书上，范应铃先回顾了国家立法的宗旨：“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然后指出，阿朱案一审判决，“非谬而何？守令亲民，动当执法，舍法而参用己意，民何所凭”？而且，县司受理阿朱一案，长官没有亲审，而交付给没有司法权的县尉，“俱为违法”。

最后，范应铃参酌法意人情，作出裁决：“在法：诸犯奸，许从夫捕。又法：诸妻犯奸，愿与不愿听离，从夫意”，本案中，阿朱就算真的与和尚妙成有奸，但既然其夫黄渐不曾告诉，县衙就不应该受理；黄渐也未提出离婚，法庭却将阿朱判给军寨射充军妻，更是荒唐。因此，本司判阿朱交付本夫黄渐领回，离开永福县；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却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押下灵川交管”，押送灵川县（今广西灵川）看管；一审法吏张荫、刘松胡乱断案，各杖一百。

范应铃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的判决书申明了“奸从夫捕”的立法深意：“捕必从夫，法有深意”，“若事之暧昧，奸不因夫告而坐罪，不由夫愿而从离，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则今之妇人，其不免于射者（指奸妇被法院强制许配为军妻）过半矣”。如果男女之间一有暧昧之事，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告到官府，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则难免“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因此，国家立法惩戒通奸罪，又不能不以“奸从夫捕”之法加以补救，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官不理”的亲告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

那么，“奸从夫捕”的立法，又会不会给男人滥用诉权、诬告妻子大开方便之门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不过，《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另一个判例显示，宋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已经注意到防范男性滥用“奸从夫捕”的诉权。

宋理宗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平民，因为妻子虞氏得罪他母亲，意欲休掉虞氏，便寻了个理由，将妻子告上法庭，“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并判江虞二人离婚，因为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面目复归其家”？肯定无法再与丈夫、家婆相处。虞氏自己也“自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

但是，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缓期执行。

从法官胡颖的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宋时，丈夫要起诉妻子犯奸，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有明确的奸夫，“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这一起诉门槛，应该可以将大部分诬告挡之法庭门外。

元朝初期，还沿用宋朝“奸从夫捕”之法，但在大德七年（1303），“奸从夫捕”的旧法被废除。这是因为，元朝官员郑介夫发现，“今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收钞物”；又有良家妇女，“私置其夫，与之对饮食，同寢处”。“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由于有“奸从夫捕”的旧法，丈夫不告诉，官府无从干预，“所以为之不惮”。

郑介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觉得只有废除了“奸从夫捕”之法，才能够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他建议元廷：民间男女通奸，“许四邻举察”；若有通奸案未能及时举报，“则罪均四邻”。元廷采纳了郑介夫的奏议，于大德七年（1303）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

于是乎，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被激发了出来，南宋法官范应铃担心的“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景象，宣告来临。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