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文献名邦”的科举文化基因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17-11-13 18: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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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文献名邦”的科举文化基因

记者:欧碧仙、朱崇飞

来源:《福建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一日庚子

         耶稣2017年11月9日

  

 


东阳村的金字牌匾

 

  

 

东阳村十一进士

 

 

 

东阳村古建筑群

 

莆田被誉为“文献名邦”,不仅在于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更在于莆田历史上科举鼎盛,人才荟萃,累代共出进士2482人、文武状元21人、宰辅17人,演绎了中国科举史上莆田读书人宏大的命运交响曲。灿烂的科举文化,构成了莆田文化的重要一环,也化为莆田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代代相承,诗礼传家。

 

如今,科举文化的印记依然有迹可循。“文献名邦”的雄风应该如何重振?

 

“开莆来学”的传承佳话

 

走访莆田当地的文史专家和相关学者,谈及莆田科举文化,首先提到的都是“开莆来学”这四个字。

 

“莆田科举鼎盛、人才荟萃的背后,离不开郑氏三兄弟的‘开莆来学’。”莆田市图书馆副馆长张翔说,南朝时,郑露、郑庄、郑淑三兄弟迁徙到莆田,创办“湖山书堂”,教读子弟,传授文化,开创了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使莆田重教兴学氛围日渐浓厚,为后来莆田“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打下了基础。

 

自从郑氏“开莆来学”,“家贫子读书”在莆田蔚然成风,好学苦读的莆田学子,在历代科举中演绎各种科举奇观,诞生过2482个进士,21个文武状元,17个宰辅,70多个尚书、侍郎。

 

“‘一门九刺史’,是指唐代莆田林氏先祖林披生有九子,他们均官居刺史,因此世称‘九牧林家’。”林氏后裔、莆田荔城区文联主席林春荣介绍说,在莆田科举史上,林氏累代共有进士320多人,蔚为奇观。故时人有“无林不开榜”之佳话。

 

宋代是莆田科举文化鼎盛时期。其间,兴化人物大批涌现,充溢史册,如北宋名臣蔡襄,爱国宰相叶顒、陈俊卿,民族英雄陈文龙,大诗词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等。

 

宋熙宁九年(1076年),莆田人徐铎与兄徐锐同榜进士,徐铎为状元及第,时有“龙虎榜头孙继祖,凤凰池上弟连兄”之称。同年,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可考证的武状元被莆田人薛奕摘得,莆田人徐铎和薛奕同年文武状元及第,宋神宗因而赐诗赞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宋绍兴八年(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状元及第,同邑陈俊卿榜眼及第,当时有“枌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之赞。此科还出现“四异同科”佳话,即莆田人黄公度为榜魁(状元);陈俊卿为亚魁(榜眼);林邓73岁年最长,为榜尊;龚茂良18岁年最少,为榜幼。当时地处偏僻地带的莆田,魁、亚联登,“四异同科”,成为京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明代莆仙有进士554人,其中超300人官居四品以上。”据林春荣介绍,莆田科举文化的另一个鼎盛时期出现在明代,并且重臣高官迭出,曾出现“六部尚书占五部”的奇特现象。

 

莆田科举文化之盛,历代颇受赞誉:宋真宗敕书有“闽越之地,邹鲁之儒”之称,宋度宗盛赞“莆,文献之邦也”,王安石艳羡“兴化多进士”,朱熹感叹“莆田人物之盛”,乾隆评论兴化“科甲冠八闽”……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县徐执策在今荔城区县巷南北两端分别建竖“海滨邹鲁”和“莆阳文献”两座木坊;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莆田知县孙继有将二坊改名为“文献名邦”和“壶兰雄邑”。“莆田‘文献名邦’之美誉也因此得名。”张翔说。

 

莆阳巷陌的科举印记

 

灿烂的科举文化,不仅留下许多科举佳话,散落在莆田各处依然轩昂的士大夫宅第或老旧古牌坊,也为这座城市烙上了有迹可循的科举文化印记。

 

在秀屿区平海镇平海村,一道“进士坊”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依然巍然屹立,成为见证莆田重教兴学的一道风景线。据村中老人介绍,“进士坊”修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当时末科进士黄杭为振兴家乡教育,毅然回到平海讲学,地方官为表彰此举特地拨款建造了这块“进士坊”。“莆田曾是有名的‘牌坊之乡’,见证科举之鼎盛的牌坊更是不计其数。”张翔说。

 

荔城区拱辰街道东阳村是“科甲腾芳之乡”,自明初御史陈道潜来此定居开始,逐渐形成群落。村里的明清古民居建筑群是莆田现存的科举文化“活化石”,被列为莆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当地科举文化发达的历史。

 

“当年最大的一座宅邸,有120间房屋,民间俗称‘百廿间’大厝。”陈氏后人、东阳村老体协负责人陈庆育对这些古民居和背后的往事如数家珍,“陈氏族人潜心向学,在科举时代人才辈出,在外为官几十年后,荣归故里建起大宅。”陈庆育说,据统计,仅在明清两代,东阳村就考中了11名进士、28名举人,还出现过“三世五进士”“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皆进士等科举盛况。官宦人家多了,村里士大夫宅第鳞次栉比,包括御史第、司马第、德基祠等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莆田旧城区的6条古街,不仅是明、清、民国时期莆田县城的中心,也是明清两代官宅的聚集地,大宗伯第、林扬祖故居、彭鹏故居等均汇聚于此,并且至今保存尚好。

 

坐落于庙前街牌坊一侧的大宗伯第,建成于公元1592年,是明代礼部尚书陈经邦的故居。从出生就住在这里的80岁老人陈光宇介绍说,这座宅第按明制一品官府第规格建构,原有五进五开间三厅六房共120间。如今仍尚存完整的有里外大门和前三进大厅,正房及两旁的厢厅、厢房。“虽然没有完全保留下来,但这宅子是我国现存明代较完整的命官宅第典型建筑,成为研究明代品官居宅的实物资料。”陈光宇老人说,因此,大宗伯第算是这里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参观、拍照。

 

耕读传家的现代复兴

 

科举文化,与妈祖文化、武术文化、工艺美术等同为莆田文化的重要一环。莆田曾经灿烂的科举文化,应该如何为现代教育和文化复兴所用?对此,莆田当地的文史专家和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莆田文化是以科举文化为核心的耕读文化。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积累下了莆田文化的主要内容,不仅提升了莆田的文明程度,而且为莆田创造其他文化门类提供了力量。”林春荣说,莆田人血脉里流淌着“耕读传家”的文化基因和读书自觉。这份天然的文化基因和读书自觉,塑造了莆田传统优秀文化的全方位魅力,也决定了莆田人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绝对的文化自信,义无反顾地踏上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之路。

 

张翔对于科举文化的现实意义,则是这样说的:“真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着眼于当下。关于莆田科举文化的过往辉煌,如果仅仅只是在口头上完成一场自我陶醉式的回顾,然后躺在过往的辉煌里不加思考,那对这一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张翔说,莆田科举文化灿烂而奇妙的部分,不在于莆田累代状元出得多,而在于莆田不仅进士多,还呈现出几乎每个村落、每个姓氏都有进士及第的现象。

 

“这说明古时莆田重教兴学风气之兴盛,莆田学子读书基数之大。”观照当下的教育环境和文化氛围,张翔认为,科举文化的内核,实际就是教育文化,“通过科举文化的挖掘、保护,为当代学子保留并持续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唤起他们的读书热情和读书自觉,这才是科举文化现代振兴的最终落脚点。”

 

秉承文献名邦“家贫子读书”的耕读传统,目前,莆田业已吹响“加快补齐教育短板,努力建设教育强市,重振莆田教育雄风”的新号角,并力争再过五年,全市教育综合实力和各项发展指标走在全省前列。现代教育前行的每一步,都在精耕细作谱新篇。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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