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是失败者？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二十日己巳

           耶稣2017年10月9日

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大约公元前412年–公元前323年）显然是因为卷入一场伪造货币的丑闻被抓而逃离家乡锡诺帕（Sinope）。虽然他成功地保全了面子，从伪造货币的失败生涯转变为从事哲学探索的更有前景的职业。但是，多年后在雅典，有人提醒他这个丑闻，他自豪地回击道“但是，你这个无赖混蛋，正是因为那件事才让我成为哲学家。”这两种职业道路并不总是分开的，然而，第欧根尼就曾夸耀说，当他开始重新评价雅典社会所有价值观的伟大哲学工程时，他伪造货币的技能就派上了用场。

一文不名的生活或许并不是伪造货币者的梦想，但是雅典给予第欧根尼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生活。这个反讽色彩并没有在他身上消失：他处在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之一，能够提供金钱能购买的一切，但是，这个从前的伪币犯却过着一文不名的生活，依靠乞讨和盗窃过活。但是，如果第欧根尼没有想象力，他就什么也不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他能够将贫困变成哲学视野，把乞丐变成一门艺术。这样做，他能以自己的游戏方式打败雅典人：在特别推崇将任何人类事业都推向卓越极致的城市，第欧根尼能够在什么也不做的艺术上登峰造极，他能成为最优秀的无所事事者，一个穷困潦倒的贵族。在崇拜成功已经弥漫到雅典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下，他肯定意识到他能在失败方面出类拔萃。在谈及他的老师，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公元前435—前370）时，第欧根尼眼中满含感激地说，“这个人把我从有钱人变成了乞丐，让我生活在储藏罐中而不是宽敞的大房子里。”他认为，安提斯泰尼值得如此称赞，正是他将这个从社会角度看的失败者变成了伟大的哲学家。

第欧根尼发现苏格拉底的缺憾：冷淡、妥协、太过热衷做事。苏格拉底喜欢与世界打交道，受不了世俗的各种诱惑：成功、名望、追随者、社会上的抛头露面等。第欧根尼这个从前的伪币犯抱怨说，苏格拉底“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因为他在他的小房间、他的小沙发和他的丑闻上面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在第欧根尼看来，苏格拉底有卖弄炫耀的嫌疑。

所以，把苏格拉底的观点推进到破裂的极限被第欧根尼作为其哲学使命。当柏拉图称第欧根尼是“疯狂的苏格拉底”时，他或许表达了这个意思，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些。第欧根尼实现了苏格拉底虚拟的很多东西。从希帕蒂娅（Hypatia）到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到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等很多思想家都像苏格拉底那样死去，但像第欧根尼那样活着的思想家即便有，也非常罕见。他的很多言行的真实性非常可疑，但在此并无多大关系，如果有什么，此人的现有事实已经证明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并令我们逐渐对他的“失败”表现出尊敬。第欧根尼坚定地将失败置于其哲学工程的核心。他令失败成为他的生命要素，鱼不可能会淹死。

首先导致哲学家失败的是我们多变的人性。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动力，驱使我们寻找他人的陪伴，组建群体或者团伙，并长期维持这种群体关系。群体提供保护的承诺和安全感，事实上还有众多动物间的温暖。只要我们是群体的一部分，遵循群体原则就能期待生存下去。作为交换，我们交出部分自由、我们的个性和自主权，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个很划算的交易。虽然可能有些返祖现象---我们现在能够单独生存---我们还是觉得没有什么比被集体抛弃，没有人可交流更糟糕的了。很难有比不属于任何部落更危险的困境了---暴露给所有人，却不被任何人接受---因而注定要毁灭。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像这样被集体抛弃就是社会弱者，我们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遭遇这样的命运。独处是失败的代名词。作家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很有名地显示，即便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我们是多么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

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源自尼采的早期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译注）---也参与社会游戏。他们总是如此。哲学史上的种种主义既源于从属于有影响力群体的需要，也源自哲学家认同更大的“类似思想”家族---这种归属感能给予其成员只有“家庭”才能提供的安全感、保护和授权。对于加入这个或者那个哲学学派来寻求智慧的古代学生来说，这是真实的；对于忠实地追随其导师（magister）从一个大学城到另一个大学城的中世纪或现代早期学生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在20世纪末期，德国哲学教授在前往其他大学担任教职时，一些关系密切的研究生追随前往也并不罕见。不过，现代大学的本质已经让哲学家的社会游戏变得异常激烈。他们在过去世纪的游戏已经变得更为精细巧妙，也更具自我毁灭色彩了。

学院派哲学家很少愿意承认其集群性---我们是极端推崇独立性的人，有意识地要打破偶像。我们明白，我们集中在一起是因为哲学本身就是辩论和论证，不是吗？因为寻求真理是集体的事业，而哲学辩论在本质上就是对话。诚哉斯言。但是，对话必须是平等者之间的对话。虽然真正的对话的确发生在学院派哲学家中间，但是，最流行的和最重要的互动形式是有关权力的激烈对话---有时候大喊大叫，有时候悄悄低语，还有时候是咬紧牙关地沉默。话题是谁拥有权力，谁没有，获得权力和保持权力的最好方法是什么，谁上台谁下台以及其他类似疑问。这种对话的最显著之处在于它有高度的表演性：在对话进行的过程中，权力被产生出来---获得或者丧失，增强或者削弱。刚开始的时候，对话或许是在平等者之间的进行的，但是对话很快就产生了不平等。它增加少数人的权力，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削弱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严重地改变哲学探索的本质。

这个权力包括课题资助、资源、机会、学界资格、学界地位、学界名望等---对参与者更微妙和更具后果性的是词语的意义。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授哲学，研究生院院长让芝加哥大学的有些哲学家评价约纳斯和阿伦特的著作。虽然院长对他的明星教授感到自豪，但是，他在听了芝加哥大学一位分析哲学家的回答后，还是像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它根本就不是哲学。那很有趣，也很好，应该有院系专门从事这种研究。我支持它。不过，它的名称有待于发明出来。我不知道它应该被称为什么，但我知道它不是哲学。”给事物起名的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大的权力，那些因为名字而被毁掉的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无论你做什么，你一辈子一直在做什么---甚至你喊叫的名称---却是其他人有权来决定的东西。

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定义成功和失败的权力；命名权也是公布优胜者和失败者的名单以及比例和排名的权力。你离这个权力的位置越近---对我们来说就是大学、学术期刊、出版社和基金会等，你就被认为越成功。因为没有人想被当作失败者，促成这些定义和排名的社会动员就成为值得注意的迹象：人人都蜂拥而至。为了接近权力，付出任何代价都不会被认为太高，任何牺牲都不会被认为太小，任何成本都不会被认为是不能支付的。卷入学界游戏的大部分人都被这种权力的几乎非世俗的威望所俘获，甚至到了痴迷陶醉的程度。从权力中延伸出来的任何东西似乎都是真实的、高贵的、有价值的、或值得追求的。这个权力是多么慷慨的给予者，多么伟大的奇迹啊：它不仅赋予你一种身份，而且给予你一种自身价值的意识和获得救赎的承诺。它让你远离最糟糕的噩梦：失败的前景。

这恰恰是我们失败之处。从本质上说，这种争前恐后的鼠奔与真正的真理探索没有多大关系，它令哲学的本质变得虚假，将哲学家变成其他东西。投身到这样的游戏之中，哲学家就变成了政客、宫廷弄臣、族人、喽啰、党羽、和部落首领---什么都是偏偏不是思想家。政治游戏让哲学家彻底异化，不再关注哲学的根本，使得所说的话（很多话）不是用来满足哲学探索的需要而是受异己的力量所控制。哲人之石已经从真理转向权力。

发生了这种事之后，写作不再是出于对存在问题的关注或对哲学的痴迷，不再是交流重要思想的真正冲动，反而成了一种策略：显示作者在特定权力结构中的存在的尝试，显示他要参与游戏而非制造麻烦的意愿。一心渴望成功的哲学家插手众多时髦的话题，保持一种来者不拒的心态，灵活多变，随时准备好扭曲和调整自己的立场，目的就是迎合当权者，讨好当权者，或压制对手，或赢得新的追随者或充当他人的打手。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在字里行间完成的---难怪写作往往是有关形而上学中含混模糊的话题，有关自由意志的新论证，有关列车道轨的思想实验，有关柏拉图的大善或心智哲学的最新发展等。不过，文章是从政治角度而非哲学角度写出来的。文章的成功恰恰就是它的失败。

这当然不仅仅是哲学家的问题。其他领域的学者恰恰也在同样的方式上失败；他们的著作是政治性的，因为服务于追求真理本身之外的目的。令哲学家的失败产生特别严重后果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社交时刻之外，哲学在其核心是颇具私密性的活动。让人的自我处于有序状态，竭力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渴望理解自我及其工作原理都很难成为热衷交际的东西。哲学探索发生在我们最私密的状态，这种遭遇发生在适当的背景下，这一点非常重要。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将这个过程的适当场所称为“店铺后间”（arrière-boutique）。在他看来，出现这种遭遇之地是如此私密甚而至于连家人都不得入内。

我们必须为自己预留这样一个完全自由的店铺后间，在此建立我们真正的自由和主要的退隐之所和独处空间。这里，通常的对话必须在我们与我们的自我之间进行，其私密性要求任何外部关系或交流都没有存在的空间。

在“店铺后间”之外，哲学占据了仍然能够以权威方式运作的社会空间。毕竟，思想家寻求相互之间的陪伴，哲学的陪伴就像哲学本身一样古老。但是，这个空间是被很好限定的而且非常狭隘；一旦哲学家踏出她的边界线，麻烦随时都可能找上门来。比如，要维持真实性，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口无遮拦和决不恭维逢迎。如果真正的哲学探索是“反对自我的思考”---既有系统性又残酷无情，既没有安全网也没有逃跑路线---那么，其他人（包括思想家同行）能够期待哲学家什么样的对待呢？在重要的意义上，即她注定要练习实话实说（parrēsía）的意义上---口无遮拦地实话实话---哲学家注定要落入危险的境地：成为被单独挑出来的，与潮流格格不入的怪人。暴露在每个人面前，却不招致任何人待见。哲学家常常不知不觉地处于一种“没有人愿意与之交谈的角落。”她成为社会的失败者，不是因为偶然而是个人使命是召唤。

如果她现在屈服于群体的权力，哲学家就陷入双重的失败。首先，她失败是因为在其他人眼中她已经是失败者，一个软弱的被抛弃者。其次，她失败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当失败者：如何使用外人为哲学目的留出的特权地位。从哲学角度看，成为失败者非常重要---几乎是一种庇佑。不是被她的社会失败者身份毁坏，哲学家反而能完美地利用它：获得对心智工作原理的深刻了解，洞悉人类社会事务和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如果她知道如何探索此地，哲学家的社会失败者身份会使她成为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和更具创造性的思想家。

这里，创造性是主要的受害者。参与政治游戏，正如他们所说，哲学家就不得不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要避免出类拔萃，要收敛其个性锋芒，个人的怪异性，“疯狂”观点或任何狂热色彩，这些恰恰都是哲学中特别需要的东西。因为不再迫切挑战现有的智慧，不再令人感到困惑和恼怒，身陷游戏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们现在发生的最糟糕之事是引起同行的嘲弄和嘲笑---那将是他们游戏的终结。长远的后果是学院派哲学的平庸和泛滥，既令人忧虑又引人注目，虽然学术会议的参加者越来越多。哲学家的集群性伴随着自己的惩罚。你不可能在哲学上有独创性，同时在政治上有敏感性。你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

很容易看到为什么现代思想中一些最具创造性和革新意识的伟大人物如斯宾诺莎、克尔凯郭尔和梭罗都没有在大学工作。尼采的大学令他感到恶心---字面意思上的恶心。叔本华则一辈子都对“哲学教授”极其厌恶。1928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一群杰出教授发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存在严重缺陷，因而拒绝给予他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娜·薇伊（Simone Weil）发现很多工作---工厂工人或者农田劳动---都比大学教授更加令人觉得充实。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Cioran）带着极具自嘲味道的特征在索邦大学注册成为哲学系博士生，他唯一的目的不过是有机会使用大学便宜的餐厅；当他不再被允许在那里就餐之后，他就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所有这些学界的“失败者”最后都成为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哲学家。他们迫使我们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自己。在遭遇他们之后，我们就不再能像从前一样生活了。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带来某种真实的变化，那不是因为大学，虽然遭到了大学的阻挠。

不用说，很多高质量的哲学著作出自大学环境之中。学界中人多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很多哲学著作，重要的哲学运动也多是在大学圈子内产生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卷入的人员数量，考虑到大学能支配的时间、资源、机会和人才，其成果的确令人失望。比如，美国哲学协会拥有九千多名会员，这几乎等于爱尔兰整个军队的规模。古代希腊创造了哲学这个领域，成功地规划了几乎一切重要内容，但是只有少数人，最多不过一个排。

如果我们只是在社会舞台上作为思想家是失败的，那将非常幸运。但是，我们的失败要深刻得多，令我们陷入更广泛的网络中不能自拔。因为失败能够体现在哲学最具私人色彩的方面；它像虫子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思想的核心。

虽然哲学刚开始完全是私人冲动的产物，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姿态，我们不可能不完全放空自我，在描述和表达哲学时，我们通常会采用一种平时并不使用的语言。无论我们关心的问题多么具有私密性，我们的哲学思考多么真实，大部分思想家（甚至那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在内）都没有能创造出同样具有个人色彩的哲学语言。相反，我们寻求在这种或那种现有主要哲学词汇中栖身：柏拉图主义、托马斯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等。哲学探索的极端独处性令人觉得压抑，或许令人受不了，所以我们将其带到一个地方---共同的哲学词汇---让我们的独处加入到他人的独处之中，从而变得更容易忍受一些。

这个议题当然不仅限于哲学，在某个意义上，每个主要创造领域都面临这一问题，只不过以它自己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术语而已。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影响的焦虑》（1973）中有句有关过去负担的名言，即每个年轻诗人在确认自我时都对必须对付这个负担。在他看来，每次出现一位“强有力的”诗人，一种新的诗歌语言都会被创造出来。考虑到从前诗歌语言的压倒性影响力，这种创造必然是复杂的事件。在诗人的灵魂中总是存在激烈的斗争---有奖竞赛（agon），她要在自己的诗歌世界和她之前的世界的背景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有哲学思想又同时作为自己哲学语言的创造者的哲学家非常罕见，但是，他们的影响巨大，或许比布鲁姆的“强有力的”诗人更强有力。无论他们“误读”或“误释”了从前的思想家（按照布鲁姆的说法，就像诗人一样），还是帮助他们从著作中解放出来，还是从头创造了任何东西，这些独创性的哲学家最终都是在现有词汇背景下决定性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仅举若干例子---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其观点的内在价值，而且因为他们独特的哲学词汇。他们创造出来的概念世界在他们死后长期存在，以可见的或不可见的方式塑造了哲学史。这些哲学家改变了其他人说话、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甚至包括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名字的人。这些是难以抗拒的“强有力的”思想家。

一旦哲学词汇成型，它就变成欢迎其他思想家栖身的好客之所。哲学家们居住在他人的家里，并没有任何的良心不安。对哲学家来说，创造个人词汇的失败似乎并不像诗人那样感到沮丧，很多思想家似乎并没有遭遇“影响力焦虑”的困扰。但是，从亚里斯多德摆脱柏拉图到马克思摆脱黑格尔，西方哲学中存在的独特传统是学生与老师绝交。这里的关键词是中断、扭曲和危机。尼采在隆隆的喧闹声中开过来了（背弃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甚至形成哲学分裂的理论。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让老师这样告诉弟子们：

现在我独自一个人去，弟子们。你们现在也独个走。这是我渴望的。

从我身边离开，抗拒查拉图斯特拉。更好的是：为他感到羞耻。他或许在骗你。

一个人如果总是维持学生的身份，他就没有给老师绝佳的回报。你为什么不想扯掉我的花环？

尼采本人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子，彻底与老师---事实上与任何老师、学派和主义断绝关系。他不是普通的哲学语言创造者，他使用的语言没有任何沉重、晦涩、技术性、学院派等色彩。那似乎是尼采碰上的哲学风格圣杯：用最优雅的个人语言表达最困难的哲学要点的艺术。这使他不仅能够被人模仿，而且具有无限的模糊性。作为最具穿透力的现代哲学家之一，他没有能像“哲学家”那样说话。

使用现有的哲学词汇不一定削弱思想家的深度。有些最优秀的人从别人那里借用概念结构和哲学词汇，创作出独创性的和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著作。有不是圣·托马斯（St.Thomas）的杰出托马斯主义者，有从来没有见过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者，有马克思之后很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主义可能最终成为观点的肥沃土壤，一个进行严肃思考的场所和创新之地。这很好。这种失败的真正后果在其他地方显示出来，它们能够变得令人特别不愉快。

在你沿着独创性的刻度往下走，从词汇的创造者到另外一端，无论它是什么---在某个点上你会来到一个门槛，一旦跨过就会带你进入另外一个风格世界。这里，思想不再具有个人色彩，而纯粹是机械性的。文本似乎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作者写出而是机器写的；它们看起来非常类似建立在电脑软件随机产生的内容基础上的骗人玩意儿。区分技术性内容和屁话变得极其困难，令人痛苦不堪；专业性的行话彻底占据整个空间，它劫持了写作，作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里，一切都变成了对自己的滑稽模仿，托马斯主义变成喜不自禁的经院哲学，黑格尔主义变成了纯粹的胡扯，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宣传口号式垃圾，后结构主义变成了笑柄。这个结果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都看到了学者们撰写的那些完全不知所云的所谓论文，这远比我们愿意承认得普遍得多。这种状况已经远远超越哲学本身，从比较文学到宗教研究，就这种破坏性的失败而言，没有哪个人文学科领域是安全的。

毫无疑问，在我的心中，这些作者迫切需要归属感。我们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我们不想被抛弃：不想没有所属团体，没有得到承认，没有人喜欢。我们必须害怕失败，尽力回避失败，我们通过文本寻求加入类似精神的更大共同体中。但是，我们炮制的东西散发出一种深深的思想异化意识---不仅读起来令人痛苦，而且也难以理解。我们通过撰写著作而渴望获得伙伴意识，结果却根本得不到。那不过是将我们的思想淹没在术语中而制造出的光学幻影而已。我们逃离自身，将自己隐藏和掩埋在一堆不知所云的巍峨文山之下。那里有失败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我们如此害怕失败。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词汇---地主思想家和佃户思想家，真正的思想家和模仿者，伟大的个人风格和难以理解文笔等最后不过是对可能是最伟大的哲学失败的表达而已：保持沉默的失败。在面对宇宙的沉默无言中，我们注定要用伟大的沉默来应对，我们说的无论什么话，无论多么伟大，都不过是三言两语的聊天而已。我们能够说出的任何话语都不会产生多大的差别。我们的所有尝试---我们的随笔---都注定要失败。谦恭的沉默或许是终极的哲学成功，是所有成就中最高的成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注定是要自暴自弃。

一天，据说一位语带嘲讽的雅典人对第欧根尼说，其轻蔑和不屑几乎没有任何掩饰：“你扮演哲学家，却什么都不知道。”这个犬儒用讽刺的微笑回答说，我们能够想象到，“即使我假装聪明智慧，那本身也是渴望拥有它的人的标志。”我们微小的希望是：即便我们做的事或许不是真东西，只不过是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尼采明白的哲学的失败模仿，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小孩子一起泼掉。在从模仿到真实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我们与失败的关系。我们需要驯服失败，将其置于它所属的位置：在我们作为人的核心。

在这点上，第欧根尼是宝贵无比的大师：我们能从他那里学到如何战胜失败，与失败友好相处，而且学会如何从失败中成长。鱼从来不会淹死，永远不会。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文科教授。新著《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Bloomsbury,2015，该书的中文版即将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新书《失败颂》（哈佛大学出版社）。

译自：Why we fail and how?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why-we-fail-and-how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