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春：但我还有别的期待

受访者：李建春

采访者：陈律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稣2017年7月2４日

陈律：建春，我知道你多年前是一个基督教徒，近年来已转向儒家和佛道，其中原因是什么？

李建春：一个人有终极关怀和信仰焦虑，是心智完整、健全的表现。但具体到接受某一宗教，肯定有偶然的因素。关于我是怎样做了十四年的基督徒，说来话长。为什么转向了？原因很简单：我身上的中国人醒了。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中国人求道就有这个勇气。与神交其实是一种境界，人并不存在与境界之间对等或隶属的人格关系：你成了某境界的儿子，朋友，奴仆，你不可背叛该境界，等。佛教坦诚地承认，天堂、地狱、净土、神、佛等，都只是人的念，如果你真是个纯净的人，无念无对，你就成了佛。为什么被自己的念吓唬呢？痛苦在于，我们做不到无念无对，成了各种幻象的奴隶。关于我的念想、心幻，我总是及时地利用它们，让它们成为诗。其实诗也需要无念，为了自在地观物。

基督教设定人是有原罪的，人性只是一团黑暗，离开了上帝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而神身上的一切，比如三位一体，人对神的关系等，无一不源自人间的伦理，这是用神劫夺了人，反过来造成人伦的亏空。我必须站到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其实每一个信徒都知道，上帝头上的光环是他自己心灵的投射。你越是信，就越有罪，心甘情愿地成为罪，救赎的光芒就越亮。因为你信，就是将自己的人性奉献出去，这跟耶稣上十字架是一样的。一切生命都有无我的渴望。昆虫交配完就死，它也要交配。你看那些忙碌的人，嘴上说是为了某种事业，他们其实是渴望忘我。忘我不等于无我，一回到我，就受不了。儒家把不被“用”视为最大的痛苦。我并不是说基督教树立的典范是不好的，基督甘愿为大众舍己，他的专注、慈悲、刚健、当仁不让、慷慨就义等，如是之人，可以千古，可以以父父之，以友友之，而游心太玄。中国文化能够恰当地理解基督。为什么要圈定耶稣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只有他的好，才叫神，其他的一切好，只是人，再好也没有用，不能救自己。这是对好的强行割裂。信主，就是对价值行使霸权！于是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中就没有好了。我们中国人不这样看。我们的看法比神学高明得多。基督、主，（如果你信的话，）是一种显，一种有，故常有，欲以观其徼（知其显明和边界）。但是，还要常无——欲以观其妙。因此基督也是无，是我们慈悲了他（他上十字架就是为这个），他才显明，成为基督。他是我们心象的投影。而对于道来说，心象也在可遮之列。心象的道，可道，非常道。《马太福音》对基督的叙述，是在他违背伦理、直呼他的母亲为“女人”时，才显示他是主。上帝必须在这种扭曲、粗暴的方式中显现吗？亚伯拉罕必须祭献亲子。这些都是野蛮文化的遗存。克尔凯戈尔的新教神学已聚焦在这个特性上，必须自虐才有信仰。那你怎么可能不虐别人呢？

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同时皈依了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整体，这是我的初衷。大体上我是从佛教入手，经由道，到儒。为什么从佛教入手？只有佛学才能有效地对治神学的邪见。我一读佛经，就感到我的过去只是一个小港湾，我已进入大海。我信汉地佛教，历代祖师的智慧是不可缺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汉地佛教似乎开启了一种密法：我可以把成为一名儒者视为大乘菩萨愿的实现。而儒、释、耶的精神又能并蓄于道家。

陈：我很喜欢你的一些近作。比如《未能远行》《既见君子》《等待合金》。有种生命果实成熟后落于大地，溢裂的饱满和深沉。其沉淀不仅来自你的情感，也来自你的思辨。并且这些情感和思辨并非只局限于自我，令我感到你的诗与当代中国的进程产生了真实联系，某种你长期以来极力构建的理想的诗正在成形。我尤其喜欢你思辨质地的抒情中所秉怀的“中国质地”。请具体谈一下这些作品。

李：感谢你注意到这些近作。我更有雄心、更完整的作品却没有这么幸运。《既见君子》是新气象的第一首，写于今年孔子诞辰。经过暑假以来三个月的勤奋写作，我必须上课了。这批诗都是课余的即兴作品。我一直在尝试接通某种古风。此前的《空山，所造之山》，有言志。近期的小诗都有一点“兴”的成份。兴就是从现况中抬起头来，或者用象直观生活片断。象的思维不等于“形象思维”，或许本来是，但已修辞化了。象是《易经》和《道德经》的思维方式，也是《庄子》所说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就是象。有气象方有兴，因为你是从一个好的地方来，从心性中来。气象不是一个现成的有，而是“集虚”。汉人的性情是很美的，一开始，在《诗经》中，就能够任性任情，任性任情就是道。温柔敦厚，也就是所养之厚。对于这些小诗，我说得太超前了。

陈：谈一下你的日常生活对你写作的影响。比如，是否存在一种焦虑和煎熬，呵呵。

李：我是有很多焦虑的，这没办法，只好慢慢地磨合。怎么说呢，我的诗与生活是互相利用，也不存在所谓日常生活的写作。当我写出诗来时，觉得这样生活还可以。于是生活利用了诗，让我的心变老实。也只好顺着生活慢慢地变，但并不认为只有这种活法才能写出好诗，关于诗的概念是很丰富的，我有很多武器。

陈：如果说，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鉴于现代汉语是一种如此年轻又如此古老的语言，谈一下你对它的认识。

李：我教中国美术史讲到书法部分时就有很多感触。为什么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有那么好的字，一个边远地方的小吏留下的手迹足以泣鬼神，比如云梦睡虎地竹简，居延汉简和唐以前的各种碑，基本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因为那时候汉字还没有定形，到唐楷才基本定形。写隶书者是心里想着小篆，隶书者，篆之捷也，小篆才是正规的字。写楷书时又心里想着隶书，隶书到东汉成了正规字，但都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书写者都有一个较古的目标，各呈其性而变化。这才有了书法史多姿多彩的美和个性。颜鲁公以后，楷已定形，古风尽失，字就不好写了。关于现代汉语的写作，我觉得书写者心目中也应该有一些类型才好，一些较古的类型，但是仍然用现代汉语，尽其性而变化。我既不认为古汉语有局限性，也不认为现代汉语有局限性。语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民族生命有什么局限。文言是神人的语言。因为她不讲时态，没有过现未，这是神性的、直观生活的表现。什么准确不准确，我们古人的准确，不是低空间的、世俗生活的计较。他能够从你的脉动和穴位，诊断你五脏的变化，这就是准确性，超越了解剖的逻辑。现代汉语，也就是大众口语，并没有隔绝于文言传统，就看你眼光如何，怎么用。

陈：你觉得你能成为一个你理想中的汉语诗人吗？你理想中的汉语诗人是什么样的？当代中国已知和未知的进程对你的写作是否是一种强力的激发？

李：我能够成为我理想中的汉语诗人。问题是我的理想经常变，理想在接近的途中，会悄悄地改换面目，变成另一个理想。于是我的诗，就成了语言理想生长途中的轨迹，它什么理想也不符合。我理想中的汉语诗人，也就是我自己当前的理想，是能够承接《诗经》以来风雅颂的内在精神，能够言志，磊磊落落，任道任性，让我写出每一首时，不是那么苦，那么用力。但我还有几个计划要去做，还得苦，还得用力，我希望能为现代汉语留下几个路标。

参与（用我语言的身份）当代中国的实际进程非常重要，一个好诗人应该不断地修正自己，这跟语境的变化有关。尽管当代中国简直是一个修罗场，但是仍然存在复古更化的可能性——我属于这一脉。一些现象的产生，是有它坚固原因的，这是你生存气候的一部分。思考当代中国已知和未知的进程，对我的写作的确是一种强力的激发。我有些诗是写历史的。当代史的强力已留下巨大的凹陷，要用语言去填空。这片土地，处处是强力，处处是虚无。

陈：你觉得你的写作会一直持续到你生命的结束之时吗？如果完满，自然最好。如果并非完满，到那时，你是否仍然执着？从这个角度而言，你认为尼采所言的强力意志是否才是诗人最大的天赋？即一个真正有天赋的作者在于他如此强烈地，不计后果地追寻他想获得的那种知识？

李：我有时想提前退休，专心写。写到一定时候，出家。出家去干什么呢，做扫地僧，决不能再上讲坛了。但是转念一想，这种状态，我现在就能达到，用扫地僧的心情写诗不是一样吗。而写诗有意义，仍然要关注当代。这样在虚空中转一圈，我又回来了。但愿我能用扫地僧的心情一直写到死，而不是用有意义的心情。到时写诗就成了无执之执。——如此彻头彻尾做一个语言人，算不算强力意志？用狠力去拥有一个东西，以达到某种诗性品质的名义，这对我已成过去。实际上我从未这样做过。我是计后果的。我少时有责任心，后来又信因果。关于获得的知识，也就是经验，《道德经》有一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能只是益，还要损，在求道中损。我同时作为道中人和语言人，比较好的状态是一边益一边损。

丙申九月十六，武昌

附诗：

既见君子（为山青作）

在我青年的、无头无方向的爱中，我铸铁，竟不知道我同学

在我忧郁的、无路亦无腿的漂泊中，我打造车轮子，竟不知道我同学

在我紧迫的、抱着石柱哭的中年，我把辘轳推下山坡，竟不知道我同学

当我困在燠热的鼓中，自鸣作声，一声声，攻向我的心脏，用肘骨的槌子；它有时增广、上升，像热气球，有时飘堕，像运载火箭弃下的一节，只是不太了解我同学

今日秋风乍起，乌云翻出编钟的阵势，是谁，在舞着敲呢；在那些树梢，山山水水悠长的孔窍，是谁，用善音、下嘬的唇，吹响，如此我知道我同学，我同学

丙申孔子诞辰

【作者简介】

李建春，1970年生。1992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文学硕士。现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著有诗集《出发遇雨》《等待合金》等。多次策划重要艺术展览。诗歌曾获第三届刘丽安诗歌奖（1997）、首届宇龙诗歌奖（2006）、第六届湖北文学奖、长江文艺优秀诗歌奖（2014）等。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