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政坛的左右派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八日己酉

           耶稣2017年7月21日

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一个叫做邓洵武的起居注官，给宋徽宗献了一幅《爱莫助之图》。此图绘的是自宋神宗朝以来的新旧党任职统计表，列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约有一百余人；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这个图的意思是说：陛下，这几十年来，朝廷的重要位置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

邓洵武又进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韩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韩琦尝论其非；今韩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鼓动宋徽宗起用变法派，继承父兄之志。邓洵武的父亲邓绾，原也是变法阵营中的一员干将，如果徽宗有意绍述，他邓洵武自然也可发扬父志。

在这幅《爱莫助之图》上，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邓洵武将保守派（旧党）名单列于右边，将变法派（新党）名单列于左边。这应是无意之为，但我们运用政治学光谱的知识，马上便会发现，这个左右之分，居然完全符合今日国际社会对于左派、右派的界定（当然这是巧合）。

比如，新党力主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国左翼领袖奥巴马喊着“change！change！change！”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改革方案获神宗赏识，进而成为执政官。旧党则与今日欧美的保守派一样，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后来的朱熹总结说，“当时非独荆公（王安石）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只是旧党中人并不赞同激进的变革，就如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振乏绝，抑兼并”。意思是说，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贫富悬殊。这一主张，跟欧美左翼政党并无二致。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如苏辙认为：“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分化，乃天经地义，你王安石凭什么打着救济贫民的旗号剥夺富民的财产？所以小苏痛骂王氏：“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观点与今日右翼政党如出一辙。

新党又主张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熙宁变法中的“市易法”，乃是国家设市易司于城市，通过“贵买贱卖”的方式控制市场、干预物价，同时也向商户发放二分息的贷款；“均输法”是设立国营贸易公司，运用财政收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青苗法”则是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放贷收息；蔡京当国时提出的“丰亨豫大”之说，更是试图以加大消费刺激经济、制造繁荣。

新党这些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受到旧党的猛烈批评，因为旧党坚持认为，国不与民争利，不应与商人发生角色错位，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用同情旧党的南宋学者叶适的话来说，“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显然，旧党更加赞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

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一样，旧党更强调道德秩序，也更愿意服从道德的约束，他们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击新党。新党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无可挑剔，但他看起来就跟近代的左翼自由派一样不太关心个人品德，因为在他的阵营中，确实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舒亶、吕惠卿、邓绾、曾布。邓绾早年在京城跑官要官，“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可见此人脸皮之厚、羞耻感之薄。

更能体现宋朝新党之左派色彩者，是他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之时，曾力推“国家福利”，《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泽园。”居养院是福利养老院，安济坊是福利医院，漏泽园是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老，都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的福利制度并非蔡京首创，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每当蔡相罢相之后，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

也就是说，北宋的所谓旧党、新党，实际上就是宋朝士大夫基于政见之不同而分成出来的一左一右两个政治派别。士大夫归属于保守派，或是归属于变法派，取决于其政治主张，而跟私人的门生、交游、亲戚、血缘并无无必然的关系，像韩维与韩缜，王安礼与王安石，曾巩与曾布，都是亲兄弟，却因政见有别而分属保守派与变法派；另一方面，不少分属新旧党的士大夫，在朝堂上是争执不休的政敌，但私下里却是很好的朋友，比如王安石与司马光，章惇与苏轼（后期二人关系恶化）。

不管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在争取君主的支持。哪一派的政治主张获得君主采纳，即成为“国是”，并由这一派执政。一旦“国是”变更，则这一派下野，换另一派上台。熙宁—元丰年间，“国是”为变法，新党执政；元祐年间，“国是”为更化，即恢复旧法，旧党执政，新党下野；绍圣年间，“国是”为绍述，即接续变法，新党执政，旧党下野。

这样的政治派系分化，跟其他王朝出现的朋党其实很不一样。像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党”，都是基于私人关系、私人利益形成的政治集团，并未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毋宁说，北宋形成的朋党，跟近代政党已经有几分接近了。

这并不是我的想象，治史大家柳诒徵先生早已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讫北宋被灭于金始已。……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

另一位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也说：“当时朝士也就各以己见，在新旧左右之间，分别作其拥护与反对的选择，则朝政便有其现代化的政党轮替的意味了。……吾人如大胆的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