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栻的知行观及其成因——以《论语解》为例

作者：杨潇沂、吴仰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来源：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初四日乙酉

          耶稣2017年6月27日

张栻是南宋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论语解》成书于乾道九年张栻 41岁之时，此后数年他辗转各地任官，淳熙七年二月病卒于知江陵府任上，终年 48 岁。朱熹在《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中称他“平生所著书，唯《论语说》最后出”[i]，又在《南轩集原序》中说“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晩尝更定”[ii]。可见《论语解》晚出并经过修订，反映了张栻后期较为成熟的理学思想。但目前学界对《论语解》重视不够，仅见两篇期刊论文和一篇学位论文。唐明贵《张栻<论语解>的理学特色》从本体论、仁学思想、人性论、工夫论、知行观、义利观的建构等几个方面，阐明《论语解》的理学特色，认为张栻“提出了变化气禀之性以复其初的思想、‘居敬主一’的工夫论；阐发了相须并进的知行观、义利观”[iii]。肖永明《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指出此书的特色是：宗奉二程、创造性的阐释以及鲜明的理学色彩[iv]。杞怡静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栻<癸巳论语解>心性义涵之研究 》[v]，通过研究二程到张栻的思想演变来探讨张栻的心、性、仁思想内涵及功夫论，使《论语解》的理学思想研究深入了一步。其实《论语解》首要阐发的理学思想是知行观，因此学界研究张栻知行观时都引及《论语解》，但具体到《论语解》中知行观的内涵及阐释方法等细节问题，还未有学者作专门讨论。本文即以此为题，重新解读张栻的知行观及其产生原因。

一、“知行互发、躬行笃实”的知行观

“张栻对《论语》的思想资料阐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赋予这些思想资料以理学意蕴，将《论语》纳入理学轨道的过程。”[vi]而这其中首要阐明的理学思想，便是其知行观。张栻在对各经进行阐释时，是有所选择与侧重的，譬如其《易说》主要谈本体论，《孟子说》首要名义利[vii]，《诗说》虽已失传，但根据其他书中所见的诗论来看，主要是言性情[viii]，而对于《论语》，则主要是发明其知行观。这是由于《论语》中本就有许多关于言行、本质等问题的探讨，它们实际上都在宋人所说的知行范畴之内，且孔子亦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这与张栻的思想是遥相呼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张栻则说“略文华，趋本实，敦笃躬行”，两者十分接近。

学界基本以“知行互发、相须并进”概括张栻的知行观，其中邢靖懿说法更为完善，他认为张栻提出了“知行互发、重在力行，由知到行,再达于真知的独具特色的回环式的知行学说”，这一结论是十分准确的。下面我们从《论语解》中的具体论述入手，来看张栻是如何阐明己见，尤其是如何强化“躬行笃实”的。

在知行先后的问题上，张栻并未明确交代，故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如秦伟明以为，张栻虽“未明确的表达自己是行先知后”，但“暗含行先于知的观点”；邢靖懿则认为“知先行后”是张栻知行观的基础。我们认为，张栻是承认“知先行后”的，但他所要阐发的重点并不在先后问题，而是两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关系，以及躬行笃实的重要性。故《论语解序》中说：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力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尝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ix]

具体解释此章时，又反复申明之，曰：

两者不可不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学。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x]

只有知与行两者兼用，才能得圣人之道：

“致知力行，学者所当兼用其力者也”^[xi]，

“内外并进，体用不离，而其高深者可以驯致矣。”[xii]

在阐明两者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张栻又尤为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认为学者就是实践者：

“学者，学乎其事也。自洒扫应对进退而往，无非学也。” ^[xiii]

“学者，所以习而行之也。” ^[xiv]

在对个别篇章进行疏解时，为了突出实践的重要性，他对前人的说法有所调整。如《子罕篇》：“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皇侃《疏》曰：“惰，疲懈也，余人不能尽解，故闻孔子语而有疲懈，唯颜回体之，故闲语即解” [xv]，认为“语之而不惰”，就是听孔子讲学而不觉疲懈。伊川曰：“颜子之不惰者，敬也”^[xvi]，以“敬”解“不惰”，吕祖谦曰：“惰则志不在而之他，不惰者，专心致志而已”[xvii]，认为“不惰”是专心致志，这几种解释都以不惰为一种学习的心态，而张栻将其解释为“默识心通，躬行实践”：

所谓语之而不惰者，谓不惰其言也。盖颜子闻夫子之言，默识心通，躬行实践。是夫子之言，昭明发见于颜子日用中也。[xviii]

又《卫灵公篇》：“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皇侃《疏》曰：“病，犹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已无才能耳，不患已有才能而人不见知之也”[xix]，范祖禹曰：“人之病在于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毎言此以诲人也。”[xx]而张栻则直接说：“病无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无实也^[xxi]”，认为“无能”就是不能履行实事，重行如此，一改前人之说。

又《阳货篇》：“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何晏《注》曰：“为，学也……读之多识草木鸟兽及可事君亲故。[xxii]”程颢曰：“二《南》，人伦之本、王化之基，苟不为之，则无所自入”[xxiii]，朱子《论语集注》也认为二《南》“皆修身齐家之事”故应首学之。他们都以此章为孔子强调学诗始于二《南》，重在学道，而张栻则将此解释为孔子教人躬行二南之实：“为《周南》《召南》者，谓躬行《周南》《召南》之实也。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齐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而后为家齐。”张栻对二《南》的认识与朱熹等宋代学者一致，不同的是尤为强调躬行其中的修身齐家之事。

由此可见，张栻在注解《论语》时，常借贯通孔子之义发明自己重行的思想。由于重视实践，故书中常见其对笃实之行的评论，如“曾子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谓为己笃实之功也。”“若先以学文为心，则非笃实为己者矣。”“圣人之意，欲使学者不但既其文而务孚其实也”[xxiv]等等，皆在劝人笃实务行。

具体到如何躬行实践，张栻亦提出了一些方法和标准。他认为，实践应从日常之事情开始、有始有终，并提倡德行、谨行。

躬行实践须以日常之事为始，不得好高骛远。张栻认为，孔子最先教学生的便是“为弟为子之职”，“其品章条贯不过于生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此虽为日用常行之小事，但蕴含了天道的奥妙，而把握天道的途径便在“行著习察”，而“非思勉之所能及”[xxv]。又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是之谓小学。由是而致其知，则存乎其人，是之谓大学。至于充之而尽，亦初不离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xxvi]，“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践履之实，人人皆可勉焉。[xxvii]”

规劝学者：若“贪高慕远”，则终“无实地可据”。实践亦是终生不辍之行，“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xxviii]，“致知力行，终吾身焉也”[xxix]。

张栻认为躬行之本在于德行。《述而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历来解此章止于对“何有于我哉”的解释，而张栻对此句字面意思只是一句带过，曰：“汲郡吕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复何有？’此说于文义为顺。”此后便说：

盖圣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学者能于此求圣人，于此学圣人，则亦可以有得矣。然而，是三言者，其本在于黙而识之。世之言黙识者，类皆想象意度，惊怪恍惚，而曰“吾黙识矣”，不知圣门实学，贵于履践，隐微之际，无非真实，盖所谓存乎德行者也。[xxx]

张栻唯恐读者误解“默而识之”之意，不知“圣门之学，贵于实践”，而实践的细微之处、根本所在即为“德行”。

又《先进篇》载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学生。学者解释此章多集中于“皆不及门”之义及孔子因材施教之法，关于四科次第，论者较少，唯皇侃曰：“四科次第，立德行为首，乃为可解。而言语为次者，言语君子枢机，为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别，比言语为缓，故次言语也；文学指博学古文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xxxi]”认为德行最重，后三者依次缓之。张栻亦将德行置于首位，但还说明了其对后三者的统领作用，认为德行有“默而成之，以造其全”的作用：

所谓言语、政事、文学，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于德行，则默而成之，以造其全，盖不可以一事名也。[xxxii]

此外，张栻还提倡慎行。《述而篇》：“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孔子只说“躬行”，而张栻又进一步解释如何躬行，曰：“躬行之实，则在夫缜密笃至，存乎人之所不见者也。[xxxiii]”，认为实践需要做到严谨缜密之至。又如《公冶长篇》：“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对其中“行己者恭也”一句，皇侃释之曰“恭从不逆忤人物”[xxxiv]，陈祥道曰：“逊不失礼” [xxxv]，范祖禹说：“恭则不侮”[xxxvi]，皆为慎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则是“不悔”，故张栻一言以蔽之，曰：“行己恭，谨重而不悔也[xxxvii]”。《公冶长篇》还载孔子妻女之事，曰：“子谓‘公治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前人对公冶长多以贤德评之，如皇侃以为：“冶长，贤人，于时经枉滥在缧绁之中，虽然，实非其罪也”[xxxviii]，陈祥道说其贤德较南容“有间矣[xxxix]”，张载提到了公冶长不为非义，而论慎行，仍不如南容[xl]。张栻则仍以“谨行”评之，曰：“公冶长虽在缧绁，而非其罪，则其人谨于行可知。[xli]”由此观之，张栻的确十分重视慎行。

二、张栻知行观的成因

张栻本人在《论语解序》中对其“重行”思想的来源作了说明。他说，重躬行乃孔子本自有之，“然秦汉以来，学者失其传”，后由河南君子二程发明，“使之于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但二程以后，“学者又失其旨，积极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xlii]张栻自论其重行思想遥追孔子之旨、近承程氏之学，其目的在扫近学之弊，他的这种追述是否客观？本文认为，张栻的重行思想自有来自程子的师承，但主要是受到个人经历、历史条件及其师胡宏经世思想的影响，其对知行观的改进也是知行思想发展的必经环节。

张栻生活在南宋高宗和孝宗执政时期，此时南宋王朝历经了初期的动荡而逐渐趋于稳定。南宋初年，宋高宗偏安一隅，朝廷为了打击舆论抗金的压力，大力鼓吹和支持程学，北宋重行的荆公新学瞬间衰落，这使“抽象的道德性命之论取代了此前通经致用的学风”[xliii]。张栻的父亲张浚正是坚定的抗金派，故遭到秦桧的排挤而贬谪湘粤。孝宗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在内政方面，加强集权，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南宋进入了“乾淳之治”。张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他幼年跟随父亲贬谪湘粤，耳濡目染了朝政黑暗与空言性命的弊端，待其年长为官，又幸遇明君，故欲有一番作为，为王朝建设鞠躬尽瘁，这促成了他“重行”思想的产生。与张栻同时的朱熹也十分重视行的作用，同样在强调“知先行后”的基础上提出“知行相须”“行重于知”,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xliv]，这一方面反映出两人深厚友谊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重行思想是时代所孕所需。

张栻师承五峰先生胡宏，是二程再传弟子。他受程学滋养，对二程十分尊崇。据统计，《论语解》中直接引述二程之说共32处,约占全书所引述的前人注解训释的40%,直接引述的其他训解,也基本上来自张载及二程的门人弟子[xlv]。在知行问题上，张栻也接受二程及其师胡宏“知先行后”的观点，作为其“重行”思想的基础，同时又发挥、强化了他们对于“行”的认识。 

程子曰：“须以知为本”,“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须是知了方行得” [xlvi],认为知是本，行为次。胡宏也持此观点，认为欲得圣人之道，“必先致知”，当“超然有所见”时，“乃力行以终之”。他们都持“知先于行”的观点，但同时也未轻视行的作用。二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真知”“实见”,一再论证知而必行,在以“知为本”的基础上把知行统一起来,故黄宗羲说:“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也”。胡宏受二程之学，对行的认识又稍进了一步，这应是受到其父胡安国经世之说的家学传承。他提倡心知天地，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也”，认为这天地之道“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欲得之“必先致知”，但同时也指出，当“超然有所见”时，需“力行以终之”，“道学须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力行，则不差耳[xlvii]”，知最终要以实践的方式来完成，所谓“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也。他强调躬行，认为实践需由己身切行，“他人不得而与也。”[xlviii]在论述“学”与“行”的关系时，他说道：

“学即行也，非礼勿视聴言动。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习也，习之不已，理与神㑹，能无悦乎？学，行之上也，知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xlix]

这与张栻所说“学者，学乎其事也” “学者，所以习而行之也”已无分别，可说直接开启了张栻的重行之说。张栻提倡“知行互发、躬行笃实”，较之二程与胡宏更加完善，且观点鲜明，绝无模棱两可之处。黄宗羲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l]”，这一说法至少在知行问题上是十分中肯的。

从学术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张栻的重行思想也是知行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儒家一开始就是一个尚“行”重实践的学派。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荀子也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li]，原始儒家基本都认为行重于知、难于知，但由于时代所限和其本身不注重思辨，他们还无法从理论上探讨两者的关系。汉末佛教传入，魏晋玄学兴起，唐代佛教大行其道，使传统儒家重行的思想受到了冲击。当时学者或清谈玄学，或服药炼丹，或隐居躬耕，企图通过静坐、修行、顿悟等方法获得真知，儒学的尚“行”思想式微。宋学就是在这种思想危机下发生的，学者总结道：“两宋儒学的问题，一个是要解决佛教对价值标准的破坏，另一个是要寻找国家富强的良方。[lii]”北宋时期先后形成的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关洛学派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其中，重实践行改革的荆公学派首先占领了上风，而重伦理思辨的程学到南宋初年才风行。我们认为，程学的兴起，既解决了问题，也造成了新的问题，他们融合儒释道而成新儒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与时代俱进的世界观，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注重思辨、内省、格物的思想削弱了传统的重行思想，且容易将人导向主观化。二程之后、张栻以前或同时的程门弟子，如杨时、王蘋、张九成等，也大部分继承了程学内倾化、主观化的特点，“在落实格物致知时，都滑向了佛门。”[liii]总之，二程对于知行观发展的贡献在于以思辨的方式将知行关系理论化、系统化，虽然他们也谈到行，但这种“行”并不是变革社会的具体实践，而是一些内心反省工夫。[liv]

因此，张栻有感于孔子的力行之道及近学忽于躬行之弊，提出“躬行笃实”的知行观，这是对原始儒家知行观的回归和补充，对当时理学趋向空言的修正，同时又发扬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开启了王夫之“知行相资”的思想，是知行学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结语

张栻在对二程、胡宏思想的继承与修正中，形成了自己“知行互发、躬行笃实”的知行观，并借《论语解》发明之，他的知行思想既受到个人经历、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他的一生亦受到其知行观的影响，吕祖谦称赞说：“张荆州教人以圣贤语言见之行事,因行事复求圣贤语言。”[lv]张栻为学有体有用，既注重教学，也勤于著述；居官正直廉洁,卓有政绩，在当时的教育界和政界影响都非常大，可惜英年早逝，著述未完，体系尚阙，若假以年华，其影响或许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