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
　　
　　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始终是一个谜。有人说地球上的资源有限，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地球资源所能够容纳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微观一点的层面来看却正相反。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香港，台湾，还有欧洲的许多国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见资源问题并没有成为制约因素。再具体到城市的层面看，大家都在争人口。十几年前我研究美国人口的流动时发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各个地方当局都在争人口。不但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此，连我国这个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国家也都在争人口。城市边缘的开发区最着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楼大厦虽然都卖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荣不起来，房地产的价钱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户人家来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过去大城市的户口控制极严，近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主管当局越来越明白，繁荣靠人口，抵制人口对自己并不有利，因此大大地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我国农村经济的停滞和城市的发展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拥向城市有关。当然，人口密集而又贫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起来看，似乎二者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因此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值得研究的课题。
　　
　　如果从人类发展的长远历史看，人口数量在近二百年间发生了爆涨。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元零年时全球人口为2.3亿，到1820年增加到10.4亿，平均年增长率为0.08%。而近180年来人口从10.4亿增加到65亿，平均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长率1975-2003间平均为1.6%; 2003-2005为1.1%），比过去的两千年加快了12倍。拿更远的史前发展看，人类从非洲走出后的六万多年才增加到两亿多，其增长速度跟蜗牛爬行差不多。现在的人类学家想方设法寻找远古时代的人类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原因是那时候的人类总数大概超不过百万，分布在全球1.3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起来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找起来当然不容易。这样看起来人口数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而到了上个世纪进入到了一个爆炸阶段。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其他生物的增加。人口成了独霸地球的超级物种，把其他生物的栖息地统统都占领了，破坏了，导致其他物种的大量灭绝。现在的环境破坏和大气变暖，轮到人类自己灭绝自己的时候了。幸亏事物有自己的规律，近年来生活提高，教育普及以后人类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可以预见，将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人类太多，而是孩子太少。这一现象已经在发达国家看到。中国不久也会走上这条路。经常出国的人或许会注意到，相比之下在中国公园里很难看到小孩，在公交车上很少看到孕妇。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现出征兆。
　　
　　过去以为如果人类不控制自己，照过去的轨迹发展下去，不出二三百年，因人口过剩而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舆论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控制人口，要保护环境。现在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此间发生了些什么重要的变化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经济增长加速，相应的环境负担加重，还有人口的增加和增速的减慢。这三件事中国都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中国的变化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全球在这个时期的变化。
　　
　　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是讨论人口的。让我们来看看，在全球总体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看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这里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观点是政策的基础，不同的观点导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观点错误，后果将是严重的。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结果会产生几十年的持续影响。所以弄清楚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是一件重大事情。
　　
　　现在全球人口是65亿，其中中国占了19.5%。中国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为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在直线下降。从1988年年增1700万人降到2005年年增7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差不多60万人。这样推算到2016年中国的人口年增为零。再往后，人口增长变成负数，人口总数一年比一年减少。因此中国人口的峰值应该发生在2016年。从1988到2005的17年看，易富贤的曲线和事实拟合得相当精确，拿来推测未来11年的增长是相当可信的。（见本书图15.1）易富贤得到的结论是调整人口政策，取消对生育的控制。这一点和国家计生委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按照计生委的意见，计划生育丝毫放松不得，不但在现在的五年计划里如此，下一个五年计划还不可以放松。
　　
　　我不是人口学家，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是非曲直没有发言权。作为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方面做一些分析。如上所说，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长确实是爆炸性的，其后果是环境和资源的不可持续性。这一点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希望人口增加，还是人口减少？或者不增不减？鉴于人口资源的矛盾，减少人口应该是合理的策略。
　　
　　但是这是从很长远的发展看。从政策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如何从人口增加变到人口减少的适应过程。变得太快社会不能适应，会遇到一代人的生活困难，造成巨大的社会痛苦。具体的问题就是人口忽然减少，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降低，导致生产下降，全社会入不敷出，经济衰败。这样的经验教训已经在不少人口减少的国家里发生过。尤其在我国，因为二十多年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人口发生过急刹车。将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这一点是我国大多数人口学家都同意的。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严重的性别失调。根据公布的人口统计，现在0-4岁的性别比达到了1.23。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将会找不到老婆。性别比的失调一年比一年严重。拿每五年作一个段落，性别比依次是1.23，1.19，1.14，1.08等等。可见这个问题在日趋恶化。当然，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关。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之前性别比没有扭曲。
　　
　　由于这些原因，继续执行严格的违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大可怀疑的。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对当前政策提出质疑是有必要的。有这样质疑的人远不止易富贤一人，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信息流通受阻碍的环境中，这方面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所以他的看法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按理说，国家计生委应该对这样的意见最关心，最欢迎。可是事实上恰好是计生委不欢迎不同的意见。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是生怕自己制定的政策被不同意见干扰，得不到贯彻；更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如果计划生育不需要了，国家计生委也就要解散了，自己这份官也当不下去了。相反，愈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己手中的权也愈大。很明显，什么样的政策对这些官员有利。这是问题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难解决的部分。
　　
　　懂得政策如何联系到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就能够解释一系列的政策偏差。类似的问题有不少。其中首先是中国的粮食问题。主管粮食的官员特意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无中生有地制造粮食危机论，迷惑老百姓，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哄骗最高领导人，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其次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和冻结农用地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得以不断加强，靠的是扼杀不同意见，严格控制言论，让社会和领导只能听到他们一家之言。2007年3月1日报载国家计生委的负责人宣布要制定新的生育控制政策，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处罚。不但罚款（有的罚到几十万元）还要计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这种法外加刑的做法根据何在？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计生委的人自己承认，名人富人超生是极个别的事，并不构成对人口控制的威胁。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如果是借机敲诈勒索，就完全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公正执法的原则；如果是想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居心就更可怕了。
　　
　　仇视精英是文革的做法。计生委被有文革遗风的人所控制，倒是值得担忧的。其实，对超生罚款已经是过去的做法。现在不叫罚款了。先是改称为计划外生育费，现在又改称社会扶养费。超生已经是一个中性的行为，并不认为是什么错误。这些官员曲解有关规定，把它当作打击社会精英的手段，挑拨普通群众和精英分子之间的对立，破坏社会和谐。同时又随意扩大自己手中的权限，增加自己的威风。这种出格的做法难免引起大家对计生委此种政策出发点的怀疑。
　　
　　以上猜测政策因为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而被扭曲，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是很难得到的。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何来证据呢？但是我是研究制度理论的，懂得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再加上政策中明显的片面性，怀疑就产生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主管官员都有这种心态，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负责人是难辞其咎的。官员们否认我的指责的最有力的回答就是开放反对的声音，让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充分发表的机会。否则怎么否认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