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自由主义”到中国“自由传统”——一个基督徒儒家的三十自述

作者：时亮（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23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东方出版社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初二日乙卯

           耶稣2017年3月29日

题诗

曾为误听，背离桑梓。 

上下求索，左右牵连。 

洛克学述，予我初识。 

经黄梨洲，重归故园。 

岁届而立，又过三岁。 

信耶尊孔，幸甚何言！ 

自由为鹄，长途漫漫。 

乐道以行，驱驰登攀。

一、童年·老奶奶

这是一篇迟到的自述，它本应完成于2011年的某个冬雪之夜。不料，一晃又是三年过去，我已三十有三。

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中召乡时寨村。一村之人，十之八九皆姓“时”，据老人说先人是从“山西洪洞老槐树”迁过来的，典型的属于聚族而居。村之西北约三十里，梁庄乡境内，有二帝陵，葬古之贤王颛顼帝喾，当地俗称“高王庙”。村东三十里左右的濮阳境内，有子路坟，为子路死卫之所。我的幼年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着（实际上却是再次复活）许多旧日传统的村落，大年初一“起五更”给村里老人拜年即是其中之一。儿时的记忆多与此相关，因为总是与一群孩子一起，跟着大人们走遍几乎整个村子，给爷爷奶奶老爷爷老奶奶祖爷爷祖奶奶们磕头拜年，然后在一篇欢笑声中，赚到一把足以喜乐半天的糖果。然而，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破除封建迷信”的种种宣传，如今这种“起五更”的习俗也已经接近消歇了。去年初一凌晨，随父母只走了五六家，为本族长辈拜年而已；黎明的街上，灯影稀疏，再也没有了儿时的人群拥簇。

记忆里最可贵的，是我的曾祖母。这是一位出生于晚清的平民女子，没有受过任何现代教育，她所有的修习，都来自父祖的家风熏染与乡野礼俗生活的自然养成。嫁给我曾祖父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岁；次年，我的曾祖父病逝，年仅十八岁，若论周岁，仅有十七。我祖父是遗腹子。曾祖父有弟兄，但并未尽责养护，反而多有难为。曾祖母乃避居于同村的娘家。及养子略成，又重回家中。及至曾祖母在1996年去世时，偌大一个家族，送葬的亲人将近百数。去世前，曾祖母曾反复叮咛我的母亲：“明儿十六岁有水关，千万甭让他下坑。”[1]那年，我读初中，已在曾祖母的言行举止间，由她从怀抱而至牵引着度过了十五个春秋。

至今，曾祖母去世快二十年了，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事情乃是这么几样：（一）她的坐姿从不歪斜，而且永远都是那样的干净，整洁，即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穿着整齐。每次吃饭的时候，她总是一手拿着窝头或馒头，一手托在下面，把洒落的碎屑接着，再次送到嘴里；洒落在桌子上的，也收起来，送回口中。（二）她的神色永远都是那样温和。不过例外情形有三：1.当我们浪费粮食的，她就会严厉起来，并且说“嗨！你们哪！想想五八年！……”2.当我们毁坏树苗树枝（尤其是榆树）的时候，她就会严厉起来，并且说“嗨！嗨！你们哪！这些树救过人的命！……”3.当我们掏鸟窝或用弹弓打小鸟或捉小蛇玩的时候，她就会严厉起来，并且说“嗨！嗨！嗨！你们哪，它们都是老天爷派来帮人过日子咧……”（三）六七十年代，爷爷是村里生产队的一个小干部。因为曾祖母当众说了一句什么话，上面让村里组织批斗，并要爷爷带头。曾祖母，已经七八十岁，挂牌游街。

后来，据说分田地了。后来，据说重建时氏祠堂了。再后来，我出生了，还未满月的时候，爷爷病逝。曾祖母几乎一手把我带大，在那十多年里，我总是身前身后地喊她“老奶奶”。但那时候，我却并不知道曾祖母生养其间百年有余的这个乡野礼俗秩序后面，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曾经被人叫做“儒家”。

二、父亲·读书

父亲是当年的高中生，毕业后，当了兵。他打心眼里崇拜太祖，甚至把他当做神。于是在我读小学时，大约十岁左右吧，曾数次剪掉过天灵盖前的头发，因为太祖画像的天灵盖前都是没有头发的。那时，我也崇拜他。并非完全因为父亲，而且是因为环境，那时我所认识的孩子们都崇拜他。

父亲书法很好，尤善隶书，却是在部队做宣传时练成的。已经记不得是从几岁开始跟从父亲学书法。然而，我所得到的第一本书法帖的文字内容，居然是《狂人日记》，——至今还记得，最初许多次临写时，每当到了“……吃人！”的部分，总是害怕，甚至胆战心惊。那时，父亲往往就会给我解释鲁迅的深刻和伟大，并且用他从别人学来的话，骂“孔老二的那些仁义道德……”。大约五六年前，为此我曾与父亲发生过争执（真是不该，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后来，虽然父亲对儒家依然缺乏内在的理解和接纳，但已经不再骂“孔老二”，而是改说“孔子”了。这时，父亲已年近六十。随从早年的父亲，我学会了反感儒家，但也是跟着父亲，我学了不少具有丰富之传统意味的对联，并因此很早就感受到了古汉语对仗与节律的美（后来读到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备感亲切）；也正是在这种对中文之文辞节律的某种领悟中，甚至从小学开始，我就歪七斜八地学着写旧体诗了。喜欢读古汉语，喜欢读古诗词，是父亲间接传给我的祝福。此后多年，我的文言文成绩一直极佳。爱好古诗文，打心眼里敬慕许多古人，却也真的是打心眼里反感儒家，这真是无比奇怪的组合！！——因为我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儒家。如此者，恐怕绝非我一愚而已，应该还有许多人吧！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学生，为村里孤寡老人五保户打水扫地，更是经常的事，因为要努力做社会主义接班人。[2]只是有一件事，我怎么也弄不明白：那时候，经常有各种“义务劳动”，就是没有报偿的劳动。时而也会有义务植树，就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着树苗和铁锹，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一起到指定的路边或者坡上去栽树。如此等等。总之，生活告诉我“义务”的意思就是“不要钱”。但是“义务教育”为什么还收钱呢？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们给我解释了很多次，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的教育，乃是我和我父母所应负的“义务”。但还是将信将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似乎不对（解开谜底时，已经是21世纪的第一年，我上了大学）。

1998年，进了高中。一次饭后的偶然遛步，居然在学校门口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繁体字的《古文观止》，后来还买到了朱东润编《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的下册。于是莫名其妙之中，居然开始从那些多年来已经熟悉的文章中学着认繁体字。幸福！但三年高中，躲着老师们偷偷读[3]的书里面，鲁迅最多。

2000年。发现被骗。价值崩溃。

2001年。参加高考。一番波折。上了大学。

三、图书馆·自由主义

曾听说一位在那所高等法政院校任教多年，在2000年别就南方另一所知名高校的教授曾经感慨说“离开XX才知道XX是大学”。十几年后，身在北方另一所高校任教的我，也对一位老友发过类似的感言。——然而，尚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我是个很另类的学生，激进，极端，挑老师，逃课。自大一下学期开始，学校所安排的课程中，五分之三以上都是只听一两次课，就再也不去了，其余时间大半花在了图书馆和武汉的几家旧书店。就这样，居然还能顺利毕业，足见那所高校确实有“大学”的气度。

某日下午，上完第一节课，由于下面没有课，本班一位同学拉我去图书馆借书[4]。她借完走了，我留下晃荡。选了朱光潜先生一本小书，挑了卡夫卡的一部小说，之后继续在书架里面晃荡。后来，看到一本书，觉得书脊的色调很舒服，淡雅微晕，仿佛有山水画的意境，取下来，《民主·共和·宪政》，刘军宁。有点失望，但还是夹在腋下，回了宿舍。那时，约是下午四点钟。直到觉得饿了，想招呼室友去吃饭。一阵戏谑的笑声：吃什么饭！楼下早就锁门啦！看时间，已经是夜深23点过半。幸好室友有方便面，借了一包。七个多小时，全然沉浸在“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叙述中。从此，我深深知道，此生与自由和宪政有缘。从刘军宁老师的那部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教科书上从来都不出现的名字：柏克，贡斯当，哈耶克，以及“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赶紧买下了他编的另一本“黑皮书”。数年以后，又买了他写的一本《保守主义》。

此后数年，乃将与哈耶克有关的中文著述搜罗殆尽，海老爷子自己的中译作品，更是一读再读。然后旁及波普尔和伯林以及波兰尼的部分著作，上溯，在穆勒、贡斯当、托克维尔这里短暂停留，经过伯克和休谟（此时一位好友正痴迷休谟），到达约翰·洛克。我成了一名自由主义者。——后来，以洛克为题写下了近1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然而，那时的我，还在继续反感中国传统。事实上，这意味着我还远远没有真正体会到洛克—伯克—哈耶克一系自由主义的深层精义。以至于一位后来我因为犯罪（圣经义）而亏负了（痛！）的好友，曾当面对我讲过：你和老张说自己是英美自由主义，或许思想上是吧，但你们的行为却仍然表现出你们还是法国那帮人的学生。多么真实而在理的批评！——当我第一次开始认真阅读《四书》并抄写《大学》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的初春。

那几年中，极少触及中国经典，对儒家和中国传统也继续反感。因为，这时的我虽然已经开始对鲁迅的一些说法产生怀疑，并通过阅读逐渐清洗了他的部分影响，但那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尤其是那句告诫年轻人的话：少读，如果可能，不读中国书。那时候，正在经历价值重建的我，自己还加上了一句：只读译著，不读49年以后中国人写的书。至于哈耶克对“传统”所作的论说，那时竟然很容易就被偷“梁”换“柱”了：海老爷子所说的，是“那个”“传统”，不是“这个”“传统”。以至于哈耶克所阐述的“复杂现象论”，只是主要被我用来学习和理解英国历史和普通法法治传统，却并未被用来理解“这个”“传统”。甚至，连想法都没有。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时亮啊，你的罪还在么？上面这引文，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九节至第四十一节。2013年深秋的某个夜晚，就这两句话和这章经文中耶稣所讲的另外两句话，向几位朋友讲解了一个多小时。

四、感恩堂·基督教

2003年初夏，一位同班好友皈信了基督，并且劝我周末和他一起去教堂。而那时，我却正在疯狂阅读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自由”的名字，以至于本来不想浪费周末的时间。然而，我的阅读还发现一件事情：这些“自由”的名字对基督教居然都持肯定态度。这与学校和书报一直以来告诉我的情况很不一致。我想进一步了解。于是，一个周日的早上，跟他去了武昌区胭脂路的感恩堂。礼拜开始，钢琴响起，诗班唱诗，……，尚且不知如何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不是悲痛，没有哀伤，就是莫名其妙的感动，还带着不可思议的温暖，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进入了我的心魂，而泪流以后，似乎有一种无形的重担从我身上卸去了，心灵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和轻松（后来才知道，许多基督徒，或早或晚、或强或弱，多少都有过类似的生命经历）。那天的牧师讲道，我几乎什么都没听进去，因为，一开始在观察，后来在流泪，再后来就是一直在寻思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让我泪流不止。然而，当礼拜临近结束，牧师在讲坛上发出呼召的时候，我几乎是自动地走到了那个讲坛前面。仰面所见，是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在那十字架的后面，上方，透过一扇镶嵌着彩色玻璃的西式尖顶窗户，阳光，像雨一样洒落而下……那年圣诞节前夕，在武昌感恩堂受洗归主。我成了一名基督徒。

曾有人说，宗教让人愚昧。在他，也许是，但我不知道是何种宗教；在我，就基督教而言，却全然不是。自从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伴随着对《圣经》的祈祷式阅读[5]，我发现我的思维被大大地打开了，原来读西学类的书籍有许多不易了解的地方，有了圣经信息以后，往往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比如，不少西方思想家，如康德[6]，都把人类历史的目的理解为“自由”。我曾经很长时间不明所以。后来读到《圣经》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之后，才找到了一些线索。又比如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记得几个具体的说法以外，怎么读都一头雾水。直至了解了基督教的圣灵论以后，才终于对“绝对精神”的来源及其展开的基本结构有了一些理解。如此这些，都算是从圣经获得的知识背景信息，但实际情形尚不止此。比如，2004年《宪政古今》上市，马上买下，读，立即就发现其对“以色列共和国的宪法”的翻译一定存在严重问题[7]。又比如，在读到国人翻译的西方哲学史中谈德尔图良（别译特图良、特土良）“因为荒谬，所以我信”这句名言的时候，马上就意识到这个翻译在汉语语境中几乎完全不对，因为更为准确的汉语表达乃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信！”[8]。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那时，我才大学三年级，外语也不算好。——后来，一位基督徒前辈学者告诉我这叫“灵觉”。总之，基督信仰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我的学术敏感度，也实实在在地拓展了我的思读结构、深化了我的思读层面，而到了再次研读洛克思想的时候，就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基督信仰使我得以与洛克分享某些共同的神学前提，我就无法正确理解洛克在《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两篇》中的许多讲论，也就不可能完成那篇近十万字的硕士论文，也就不可能逐渐进入洛克所阐发的清教徒自由传统，——而这乃是为哈耶克等所极力推崇之古典自由主义的根基。此外还有更多，更多。

那时，我已经实实在在地尝了基督信仰的甘甜，得了基督信仰的益处。而在第一次随那位朋友去胭脂路感恩堂不久，又在附近的粮道街发现了一家收揽颇丰的旧书店。于是，后来周末的出行，自然而然地就是一举两得了。

2004年，秋，软弱，跌倒。

2005年秋，读研，攻外国法律史。

五、老爷子·太史公·陈寅恪先生

真没想到，在那所烦躁冲动的城市，在那所急功近利的学校，居然隐居着那样淡泊放达的一位先生！

我挑老师，我逃课，我也串课堂。众缘俱备，认识了“老爷子”，——十年来，朋友们在背后都这么叫他。“老爷子”就是乐老师。

2003年秋，从郭老师口中听闻乐老师，知道他喜欢看“动物世界”、“人与自然”。次年初春，第一次走进先生的课堂。此后随侍近八年，直到离开江城（武汉），赴岛城（青岛）任教。那天，学生不太多，一百五六十人的教室，到位约有三门之二，后面空了几排，前排也还有几个座位。我选择坐在中间靠前的一个位子。观看。一位老人家，约莫六十来岁，头发不多，谢顶，带着黑框眼镜，坐在讲桌边上，靠着椅子，身体微斜，慢慢地抽着烟。一个约有三百毫升的家用六角玻璃杯，搁在讲桌一角上，里面沉着一些茶叶。讲桌一角的边上，有一顶中老年人常用的酱色帽子，扣在桌面。——也是，武汉的初春，刮起风来，确实挺冷。一切，都再平常不过。普普通通。课前，有两位漂亮的女生和一位略丑的男生与老爷子交流了点什么，很开心，关系似乎很亲。

上课。先生在黑板上写字，一行字还没写完，我就傻了。高手。那时，我依然喜欢书法，虽然手受过伤，写不好了，但眼睛却很挑。而那行轻轻划出的粉笔字里面，分明透出泰山石刻金刚经的那股劲力，而且尚不止此！

先生开口了。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我立时感受到，在那缓缓的一字一句背后，定然有一个强大的生命传统，定然有一个我所不知不识的丰富世界。我被折服了。后来又知道，被先生折服的所谓“狂生”，远不止我一个。法学院那届本科同学总计一千多人，以读了点书而自负的，大有人在，坊间甚至有“法学院四大才子”之说。然而，这些里里外外所谓的“才子”们，到了老爷子这里，个个服服帖帖。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史”，尤重先秦。先生对我们所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自由主义等等，一概不知多少。真正让我们折服的，是那种直接就活在我们眼前的生命。是什么滋养了他？！是什么滋养着他！！在他背后，定然有一个强大鲜活的生命传统，定然有一个我所不知不识的丰富世界。

十年后，我用九个字来形容先生：“性随道家而敬天法祖”。先生至今无著书，只有两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哲学史论文。三十年来，教学，传述，云游四方之乡野山川。当时，对我这个几乎全无基础的学生，先生指教我去读《史记》。还好，繁体字是基本认得的。于是，在那个暑假开始之前，从先生处借了中华书局十册《史记》。一个暑假，一字一句，半读半啃，通了一遍。九月，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回了先生的书架。那天，先生给我推荐了两本书：张舜徽著《中国文献学》和《史籍举要》，并因着我的一个发问，开始给我介绍陈寅恪先生的读书治学。自那以后的十多年来，《史记》和陈先生就成了我反复思读的基本文献。时至今日，每次读陈先生所述《赠蒋炳南序》，都会不觉泪下。甚至，只要在独处中静静地默想这篇文字，眼就会湿。

六、回归儒家

主要经由陈寅恪和余英时两位先生，我逐渐进入了一种重新看待儒家的“内部视角”，进而认识（并接纳）了一个与此前之所认为的很不相同的儒家；此后，又在列奥·施特劳斯式细读经典和基督教《圣经》研读的启发下，认真回归了对传统中国经典，尤其是对《四书》的细致阅读。时至2012年秋天，在我所发起并主持的“乐道读会”上，前后花了十三周共二十六个小时，领着我的十几名本科生一起细读《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很愿意向他们正式地承认我是一名儒家了[9]。然而在此以前，我在信念和知性上重新接纳并回归儒家，在其根本上，则是经过了基督教神学的一道中转（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保证”），而非首先出自洛克~伯克~哈耶克一系自由主义的解答。

硕士攻读外法史并选择以洛克为题写作硕士论文时，我已经逐渐意识到洛克绝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此前我主要是在现代所建立的学术谱系中理解洛克，但是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意识到了洛克背后的基督教传统对其法政学说的重要性。后来在研读和写作中，又发现了洛克与英国普通法宪政主义的深层关联。后来，又发现了洛克与西方古典之希腊罗马传统的某些关联。我的基本结论是，洛克并非一般人所想的那样激进。其实，他很保守[10]。洛克确实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味，但他的这种革命性，却以立足于强大而丰富的传统为其基础。在近十万字的硕士论文中，我有一个基本结论：在权利这个游移不定的漂浮之物上，无法建立任何稳固的秩序大厦。然而在洛克这里，恰恰是他身后的数个伟大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控制了游移不定的个体权利，并给它安置了稳固的基座。透过洛克，我开始思考他所立身的数个“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的自由意义。于是，经过洛克这个回流，我进入了清教徒的思想世界，进而又经由清教徒逐渐进入了基督教神学。这一举动，不但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洛克思想的基础，也真正开启了我回归中国传统的精神发动机，让我对中国自身之文化传统开始有意识地以积极的态度重新接纳和吸收，并逐渐得以在一种更深的基础和更高的强度上回归。这一点，曾一度让几位儒家师友颇为震惊和不解。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基督教神学的第一原则，就是上帝在宇宙中的绝对主权。由此，上帝也在人事兴亡和历史变迁中掌握着绝对主权。这是《圣经·旧约》向世人所显明主主要信息之一。又，上帝是爱，是诸善之源，是众光之父。则世间一切美善光明必皆直接或间接源于上帝。另一方面，只要心存常理就不难发现，凡伟大的文化传统，总是在守护并阐述着某种历史类型的光明和美善，并借着其所守护和阐述的光明美善之德，在人类地域的某个或大或小的空间并在人类历史某个或长或短的时间中，养育教化着生养浸润于这个文化传统中的芸芸众生。根据基督教改革宗神学的上述原则，其中皆有上帝以某种形式所实施的掌权。《圣经》甚至直接讲祂“立王，废王，兴国，灭国。要叫人知道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放眼数千年人类历史，伟大的文明传统斯生斯灭，不知凡几。却只有两个贯穿千古，而其核心价值与精神结构（非制度依托），则三千年间一如既往，而且几乎每一历史时期，均有大师巨子反本开新之绍述，以安顿其时之心魂生命，以回应其时之忧患问题。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另一个就是三代~孔子之儒家传统。前者奠基于早期希伯来人的先祖，经历代先知的阐述，最终由耶稣基督及其使徒予以完成，在其入希腊罗马世界之后，既对希腊罗马文明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和巨大的挑战，又充分吸纳了希腊罗马文明所承载的诸光诸善，以来自天外的神圣之光照亮并改造了它们，并且在十六世纪，又因着宗教改革而开启了西方现代世界的大门。后者，发端于传言中的尧舜时期，经周公孔子的阐发而煌煌大成，经历春秋战国之大变局以后，自秦汉之际逐渐吸纳了墨道法诸家因素，生生不息，传衍以至晚清，受“五四”激进思潮之冲击乃渐趋解体，至于文革，方罹大难。然而，即便遭遇五四冲击和文革大难，儒家所承载的那些光明美善之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如此等等者，又何错之有？若就历史变迁而言，甚至可以说，我们之所以遭遇文革大难，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过度偏离——甚至有意脱离儒家所代表之传统文明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儒家在灾后复兴，有其必然。

何谓“必然”？“必然”意味着绝对者所定下之不可抗拒的法则。用基督教的言述来说，上帝的命令绝不徒然返回。这就是最后的必然。必然，意味着上帝之道所展现的理性结构，意味着上帝的绝对主权。那么，上帝难道没有在中国掌权么？祂让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要依托，演生传衍四千年不绝，难道不是有某种奥秘难测的圣洁美意？

作为一名愿意在知性上认真对待信仰和文化的基督徒，我无法给出否定的回答。所以，我必须认真对待上帝已经认真对待的这个文化传统与文明体系。

从《圣经》记载中，我获知埃及曾经是上帝养护幼年以色列的客栈；从《圣经》记载中，我获知巴比伦曾经是上帝管教背道之以色列的忿怒的鞭子；从《圣经》记载中，我获知罗马帝国曾经是上帝熬炼信徒之信仰与生命品格的人炉。[11]它们，都在上帝主权的掌控之下；它们，也都是上帝手中合用的工具。那么，以神道设教为起始，[12]以阐发天道治法为仰望，以明其明德诚正修齐为自修提撕，以仁义温良诸种德行教化万民的儒家，尤其是那些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甚至生死以之的古世贤哲与历代大儒（如笔者所述之黄梨洲先生），难道不更是上帝手中更加合用的工具吗？孔夫子说“知我者，其天乎？”夫子未必认识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但我相信，这位天父上帝一定知道夫子的心声。

那么，这位主宰万有的上帝已经用这个工具做了什么？进而，这位上帝还要用这个工具做些什么？这正是近年来我在不断努力思读问寻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督教神学的另一项重要原则，开始逐渐凸显出它的极端重要性，这就是自加尔文以来对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所做的区分和讨论。[13]

基督教所谓的“普遍启示”，指的主要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根据祂自有永有的属性，通过祂创造的命令，赋予给受造之物的存在结构，这种存在结构主要呈现为受造物的本性。“人”作为拥有“上帝形象”的特殊受造者，则能够对呈现为万物本性的“普遍启示”予以体悟、反思和回应，从而以此为基础，结合不同人群所生存其中的各种环境，而逐渐形成文明史上的各种“文化”。[14]至于“特殊启示”，则指上帝直接做出的自我显明，最初主要体现为祂拣选以色列，并在这个民族中使用“先知”传讲并记录祂的话语，最后则直接以“道成肉身”的方式降世为人，直接在人间传讲祂的教训，并在祂复活升天以后，借着使徒解释祂的话语。这一切的文本记录，就是《圣经》。上帝遍及整个受造界的“普遍启示”经由基督而实现（“万物都是藉着祂造的”），上帝的“特殊启示”则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达到高峰，并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受死复活中得以完成。基督教认为，“普遍启示”为“特殊启示”预备道路，并在后来的日子支持它；而“特殊启示”中所承载的上帝恩典，又反过来引导“普遍启示”及其文化成果所承载的上帝恩典，使它们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正确地发挥作用。[15]

于是，对我而言，关键的思维路线乃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夏之故哲先贤，通过对“普遍启示”不断地做出回应，而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要担纲者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今，我必须立足于故哲先贤所确立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发明，仰望并依靠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特殊启示”，从而更加丰富地阐发中国文化所承载的价值理念。[16]对于我这类中国基督徒而言，在其信仰生活中，儒家乃其必须，而绝非可有可无的装饰。我相信，上帝借着儒家所守护所阐发的中国之“文”，一方面护理着这个传衍拓展的文明，让它在三千年间生生不息；另一面，祂也借此为耶稣基督的到来，并让中国人归向十字架的圣道，做了许多出于“普遍启示”的预备工作。自徐光启以降，基督徒儒家或儒家基督徒代不乏人，这一事实似乎颇能说明某些问题。

无论如何，现在，我相信，在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尤其是在古世贤哲和历代大儒的背后，无论他们已经看见或是并未看见，已经知道或是并不知道，那以其神圣位格和普遍能力支持、护理着华夏中国之政教文明的，乃是那永在的基督；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那为历代大儒所思考所仰望的“天”，就其人格化的承载者而言，也必是耶稣基督的圣天父。

七、洛克·黄宗羲·自由秩序

2005年，随郑祝君教授读外法史，以洛克为题写作硕士论文。

2008年，随陈景良教授读中法史；次年，选定以黄宗羲入题写博士论文。

在当代中国学界，读洛克作品的学人学子，往往容易侧重其《政府论两篇》而轻看或忽略洛克的其他著作。然而，洛克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创者，所留给后人的，却是关联性很强的好几部书。至于其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乃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在洛克的言述中，又落实为“自由人”和“自由秩序”两个方面。就其理论结构（而非写作和发表时间）而言，这些主要作品的基本关系大略如下：《人类理解论》讨论“自由”的哲学（主要是认识论）基础，直接关涉“自由人”和“自由秩序”两个方面；《教育片论》集中讨论“自由人”的培养问题；《自然法论文集》、《政府二论》和《政府论两篇》则主要讨论“自由秩序”，尤其是“自由秩序”所应具备的一般法政结构；《论宽容》和《理所当然的基督教》[17]两部书均以基督教问题为中心，讨论“自由秩序”中的宗教与信仰问题；《保罗书信笺注》成书最晚，其中频频涉及“自由”问题（自由人和自由秩序）的神学层面。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极少有如此综合性的思维世界（我们大致可以由此而发现洛克身上的某种古典气质）。

主要是对洛克（以及伯克、哈耶克和阿克顿）的研读，使我对“自由”问题的复杂结构开始有所领悟，并且逐渐地将关注和思读的重点，从“自由主义”深入到了“自由秩序”层面。恰在此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再一次进入了我的思读世界。此前阅读《史记》的时候，虽然我尚未有意识地用“自由秩序”这个概念理解太史公所记述的历史结构与人事兴亡，却已经分明感受到某种“自由”精神的存在。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接下来对《大学》的研读，则给了我更强大的冲击，因为曾子在其中所反复讲论的，分明就是建构和维护“自由秩序”的基本原理。这样的“经”“史”阅读前后持续了数年，此后，当我再次回到《明夷待访录》时，所见已经与数年前的阅读大不相同：此前主要畸重于《原君》《原臣》中的峻烈批判，此时则开始细细体味其中所贯穿的“自由精神”，并注意其对“自由秩序”的深思与措意。

思读黄宗羲的主要结果，就是我2011年完成毕业答辩的博士论文。作为那所高校2011年度法学类唯一一篇全优博士论文（校外盲评全优，毕业答辩全优）的作者，我从中看到了前辈学者对一个向学后生的肯定和鼓励。

那么，我在那篇论文中说了什么？——其实，洋洋数十万字，要点却只有一个：以黄宗羲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家曾对“自由秩序”所展开的思考和讲说。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自由秩序”有所不同，却又精神相通的“中国式自由秩序”，或者用更为准确的话语来说，乃是“自由秩序的中国形式”。而“自由秩序”的这种“中国形式”，就其历史存在形态而言，明显可以区分出观念和实践两个基本层面。既如此，那么也可以想见，思考和实践这种自由秩序的黄宗羲，也一定是某种类型以及某种程度的“自由人”。这是“自由”之必不可少的主体性一面。同样可以想见，上述所有的一切，绝非突然出现于黄宗羲的世界之中，因为在儒者思想家黄宗羲的身前背后，乃是三千年的中国文明传统。于是，可以确定，在这个生生不息的文明传统里面，一定暗含着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由传统”。

八、探寻“自由传统的中国表达式”

万幸！在我迈进而立的那两个年头，经由黄梨洲先生，一个基本问题在我的思读世界中明确形成：“自由精神”在历史中国的发展形式究竟怎样？——进而，“自由精神”在未来中国可能以怎样的形式获得实现？将上述两个问题合而为一，并将其改为一个直陈句式，就是：探寻自由传统的中国表达式。

我的博士论文，以及以它为基础改订而成的书稿《民本自由说：黄宗羲法政思想再研究》，算是对这种探寻努力所得之结果的首次集中呈现。该书之“导论”提出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并尝试以“自由”为主题，重新理解黄宗羲及其生养其间的文明传统。中间三章是对黄宗羲法政思想的集中申述，主要以主题疏释的方式展开。“结论”部分“重思民本”，试图以前章黄宗羲研究为基础，在更深入的层面上，重新理解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并论证其所具有的自由属性。——在我看来，所谓“自由传统”的“中国表达式”，若就思想与观念层面而论，就是三千年来以“民本”为主要标识的思想言述；若就其治理架构之法政层面而论，首先是三代治理之封建制度，其次自汉代以下，则主要为由儒家所发展与担纲之共治体系，此两者又同为“自由秩序”之古典宪政形态的中国形式[18]。探寻“自由传统的中国表达式”，对我而言，舍此莫或他途。

万幸！在而立之年的前后，我终于从一个激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在价值上回归了曾经生养我“老奶奶”的“这个”文化传统。今后，我要尽最大努力同情地理解它，接续它，拓展它，活在其中，并信靠那位永在的真理和生命之主，重新阐释它曾经的美好与未尽的丰富。

注释：

[1]“明儿”是我的小名。“水关”的意思大致是“遇水有险”，是曾祖母求算人卜的。“甭”为方言，意为“不要，别”。“坑”即水塘。母亲同样没受过像样的教育，却用她从外公继承而来的勤劳和朴实不断滋养着我的生命，我永远都会记得母亲在我儿时常说的一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

[2]直到高中时，还和另一位“社会主义接班人”真诚地多次偷偷为学校的一座雕像做清洗，即使冬天也不例外。后来才逐渐明白，真正在生命的深层养育并激励我去帮助那些老人的，乃是母亲对家中长辈的孝敬，以及村中直至那时还颇为强大的敬老传统。至于偷偷地勤劳公务，固然有出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一面，但更深层的因素，则应当来源于母亲每年冬天雪后的扫雪：从自家房屋和院子开始，扫到门外，再扫出胡同，一直扫到大街上，然后直到与村民们把整个街上的雪扫干净了才罢。

[3]因为高考是老师们的唯一目标，所以一切闲书，见则没收。1999年，我花了十几元买的《四世同堂》，还没读到一半，就这样与我永别了。

[4]那所高校的图书馆当时有五个藏书楼层可供借阅。正式办下图书馆借阅证后，我花了近两天时间从图书馆一楼第一个书架，按着顺序一直走到五楼最后一个书架。边走边看。此后，凡借书，不查卡片，直接去找，虽不中不远。后来想借书的同学往往拉我同去。

[5]对于圣经，有各样的读法。根据读者的身份而言，可以分为信之阅读和不信之阅读。信徒的圣经阅读，往往会伴随着祷告，尤其是读经前的祷告，此时往往会在阅读中领会到一些与未作祷告而读的情形下所领会的有所不同的信息。我自己即经历了三种读法：不信而读，虽信基督却不祷告而读经，信基督且祷告然后读经，所得大有不同。

[6]康德出生于德国基督教敬虔派家庭，康德是其家族姓，其本名为Immanuel，中译“以曼努尔”，西语意为“God with us”，语出《圣经·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第23节。

[7]请参看笔者的论文《以色列共和国的宪法？——从犹太-基督教文化史论<宪政古今>中一处严重误译》，见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10辑。

[8]“不可思议”亦可作“不可理喻”。德尔图良此言意在强调基督信仰超越理性思考能力的一面。

[9]在我看来，成为一个儒家，并不是么神秘的事，也不是一件大难之事。一个人只要愿意低下他/她高傲的头，愿意从儒家先哲与经典那里学习理解和看待生命世界的方式与智慧，接受其所承载的核心价值，并且愿意依照由这些核心价值所衍生的伦理原则而行为处事，则这个人就是儒家。至于其所得之深或浅，其所成之小或大，则各有天分、机缘与工夫，这些所关乎的是其在儒家中属乎何种类型与及其生命层次，而不关乎其是否为儒家。

[10]“保守”不是“守旧”，此一要点请参看姚中秋教授在《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第216-221页的有关申述。

[11]《圣经·箴言》第17章第3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12]在笔者看来，对于“神道设教”四字，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很久没有正视了。“神道设教”绝非后世妄人所谓的愚民之术。如果那样，圣人就不再是圣人，贤哲也就不再是贤哲，因为他们缺乏基本的诚之德。圣人必以至诚立教。诚者，天之道。故而所谓神道设教，说来就是圣人无私，不以一己之学一己之私立教，而是法天法地法于眼不可见耳不可闻之神道，并以此立教设言。非此，何足以言“圣人”？而这样的圣人，在笔者看来，如果说这样以神道设教的“圣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的话，那么有一个最伟大而完全的完成者，正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从来不凭着自己说什么，做什么，而仅仅行天父的旨意，并以此立教。细读先秦古籍，此语必作如是解，而后可以进入并逐渐理解上古贤哲之高贵心灵。

[13]关于基督教神学对“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所作之简明扼要的讨论，请参看改革宗神学大师赫尔曼·巴文克《我们合理的信仰》（赵中辉译，广州：南方出版社，2011）一书第3章至第6章的内容。

[14]在这里，《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的论断，获得了更为广阔而且更加确定的解释可能性。班固对儒家人论的总结（“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汉书·刑法志》），也正可以与基督教的人论互解会通。

[15]欧洲神学史上贯穿千年的重要论题“本性与恩典”的展开，即以这种思想结构为基本前提。

[16]对此，我曾有一联明志：上联“诵诗书治经史赓续华夏之道”；下联“行公义好怜悯与主上帝同行”。横批“尊孔子而信耶稣”。

[17]此书现有中译名为《基督教的合理性》。有误。因为《基督教的合理性》这个翻译中过度加入了十八世纪中期以下之理性主义的想象，而忽略了洛克基督教信仰的深厚清教徒背景。1611年以后，英语世界最通行的圣经版本就是KJV版《圣经》，许多资料显示洛克所读所用之《圣经》主要就是该版本。根据KJV版《圣经》之《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的内容，再考虑到洛克的清教徒背景和基督教神学传统，此书更为准确的译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基督教》。

[18]笔者有《宪政古今异说——兼评对“儒家宪政论”的误解与批评》一文，尚未完稿。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