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革新史视野下的新疆问题思考

作者：宋大琦（网络学刊《新诸子论坛》主编）

来源：《原道》第24辑，陈明 朱汉民主编，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正月廿二日丙子

          耶稣2017年2月18日

摘要：新疆暴恐事件是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一部分，其最终解决要放到伊斯兰教现代化、世俗化的进程中去看，在相关一手资料缺乏时，我们可以以基督教的历史为参照，总结出宗教革新的一般规律，宗教极端主义的最终解决要靠其自身的现代化和世俗化。

关键词：宗教革新；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现代化；世俗化；

一

我国新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成因十分复杂，网上不多的文章见仁见智，方案互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疆问题不是简单的民族分离主义，而是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部分。宗教极端主义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因此，本文欲将新疆问题放在世界伊斯兰运动的大背景，乃至世界宗教史，尤其是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历史长河中去看，以提供一孔之见。

新疆问题由来已久，早期体现为分裂势力企图分裂独立的行为，其诉求和针对对象都比较明确和单一，其手段是武力叛乱与“和平”手段相呼应，其独立诉求大于宗教极端诉求，其行动往往经过精心策划，有明确境外势力主谋；然而近期以来，其体现为宗教极端主义日益剧烈，针对对象和诉求目的漫延化，行动独立、去组织化，其行为主体范围扩大，并与原教旨主义互相配合、互相影响；一句话，它已经从少数政治人物操控下的组织行为日益演化为一种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下广泛的自发行为。以往披着和平外衣的的疆独分子在这股极端思潮下已经落伍，已经失去代表性和操控力。民族性相对而言地位下降，宗教性日益突出，维族传统代表民族特征的一些民俗、服饰被强求统一性的原教旨交规和蒙面黑袍代替，街头出现义务宗教警察，圣战的口号开始响过独立的口号，教派仇杀也开始露出苗头，很多维族世俗人士和传统宗教人士也受到迫害并对此深感担忧，

这一切让人产生很多联想，首先就是伊斯兰教早期的传播史，那是一部“圣战”的历史。早期伊斯兰帝国不是世俗国家，而是政教合一的帝国，哈里发是默罕默德的继承者和真主的代言人，为圣战而死会在天堂享尽荣华富贵，有70个处女的侍奉，这在《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有迹可寻，[1]讳言无益。接着我们想起排异的、带有强烈征服性的宗教并不仅是伊斯兰教，其他严格的一神教也带有类似不宽容的成分，比如早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全民信仰一样，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也是全民信仰的，他们也发动过“圣战”，比如十字军东征。然而基督教今天已经经过自我革新，变得宽容和普世。我们还应该联想起基督教民族现代化、世俗化的过程并不顺畅，中间充斥了几百年暴力、血腥的极端主义和宗教战争，与今天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纷争十分相似。我们还应该想得更远，在基督教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那些有自己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是如何抵抗、保护自己的文明传统的，比如中国内地这些年出现的也带有一些原教旨色彩的儒学复兴运动，幸好儒学的原教旨里面只有提倡仁义道德，没有诉诸征服杀戮的内容。既然有这么多处境、历史的相似性，其他宗教、其他民族现代化的过程对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世俗化应该有所启示。

二

笔者要重点阐述的第一个问题是一神教的排他性、征服性以及其普世化、现代化问题。从传播范围来看，基督教一开始当然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宗教。地方性的宗教对其他地方的宗教信仰总是有排斥性，然而自然信仰、多神信仰彼此较容易容纳，因为彼此不同的神管理不同的地方，也可以配合有不同的功能，这在中国的民间信仰里十分明显，山川河流、人物动植都可以成为神，如世俗生活中之千姿百态，和而不同。然而基督教又是一个“普世”的宗教，此处之“普世”不是说其提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类不同历史阶段能普遍接受的价值，而是指其是严格的一神教，对世界的起源作了统一性解释，这样一方面所有民族皆是一神所创（但是不妨碍他们之间有等级差异），另一方面必然对其他信仰神祇产生排斥，一神教与一神教之间则更是绝对排斥。一神信仰用一个造物主解释一切，无法容忍另一个造物主。基督教这种排外性导致它必须征服整个世界才能完成自己的学说，不然现实与理论就是矛盾的。历史上消灭异端的征服战争皆以此为理论根基。我们知道，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乃一母同源，但是犹太教、基督教所出较早，带有较多原始宗教人间喜怒的色彩，自身矛盾也较多，伊斯兰教所出甚晚，在教义上进一步逻辑严密、绝对排他，不是我的教友，就是我的敌人、神的敌人，这一信念更加绝对，因此，伊斯兰扩张的圣战比基督教更加坚决，也更加残酷，只是近代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占了主流，其他地域不论文明还是野蛮的一面都受到忽视。

基督教后来变得比较宽容和普世一方面是教义神学自身进化的结果，一方面是世俗化的结果。从神学自身进化的来讲，基督教早期与其他信仰曾经并存，但很快在当时欧洲能够达到的地域里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使其没有外来的竞争压力，因此可以从容地思考自己，使自己的理论变得更精致。神学家们逐渐洗去其早期教义的烟火气，用抽象思辨的方法将现实的矛盾消融于其中，而不是仅仅用武力消除矛盾。我们可以把宗教哲学一直延伸到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过程不但是用宗教统一人的思想的过程，也是宗教不断改变自身以与现实吻合、尤其是与科学吻合的过程。尽管如此，从1274年阿奎那去世到1879年他的思想被正式宣布为天主教的官方哲学用了600多年时间，而直到今天在中国迅速蔓延的基督教仍以新旧约为真实，以奇迹证明信仰，对神学领会甚少。伊斯兰教兴起之时，西北方的基督教已经是一个非常文明发达的文明体，穆斯林们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就未能再前进一步，因此，真主的对手一直存在，这使伊斯兰教没能在外无对手的情况下将主要精力转向内部精致化、从而从容地过渡到一个真正普世的状态。这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对比能看得更清楚，战国之时，秦、三晋信奉的都是法家的斗争哲学，主对外攻取，但是一旦天下一统，与天下人为敌斗争哲学立即失效，不及时调整就是灭亡。汉朝代秦后主张和谐的儒家思想登上统治地位是形势的必然。如果伊斯兰教真的征服了全世界，那么“圣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其教义也只能转向内部精致化。基督教世俗化的过程是在其内部发生的，这是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这种变化是在缺乏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欧洲民族也曾经是全民信教，慢慢地，因异教徒已经不存在，信仰竞争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接着是世俗化的过程，宗教与民族脱离。只有世俗化了，才能普世化、与其他文明兼容。伊斯兰教的世俗化过程正在艰难进行中，它的现代化、世俗化有被迫发生的一面，期间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强势文化的压力，同时也总不能忘了以宗教的旗号团结同族教民集体捍卫自己的文化和利益，这使它的世俗化、现代化过程加倍艰难，而且时时出现反复，即使在土耳其这样世俗化最成功的伊斯兰国家，宗教保守主义的气氛依然十分浓厚。总之，这些历史原因使伊斯兰教没有完成现代化、世俗化，其早期一神教的排它和征服的精神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笔者要仔细阐述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革新中的原教旨主义复活问题。在宗教传统强大的社会中，宗教信仰是人们的精神支柱，面临巨变之时，人们一般并不会怀疑自己的神，而是怀疑那些神的代言人的不合格，经常表现为转而拥抱更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原教旨主义。在不信教的民族，面临社会巨变时，也会出现“返本开新”的呼吁，以传统复兴的方式迎接现代化挑战，尽管传统往往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但是穿着传统的外衣，这赋予了其凝聚力与合法性，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目前的儒学复兴运动。但既然是返本，原教旨的东西就不免带来，旧有的权威崩塌，新的共识没受产生之前，各持己见的教派之争也会纷纷登台。我们还是先看欧洲的宗教改革。梅因说过这样一句久为人推崇的话：“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2]欧洲的宗教改革起始于宗法纽带的松弛和教会的腐败，总的来说是一场个人解放运动，但是这些变化并没直接带来人们对上帝的怀疑，而只是带来了对上帝信仰的方式不同。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教会的权威被削弱和取代。这种信仰革命并不总是带来文明和和平，相反，它首先带来的往往是暴力和战争。天主教在人口稠密、民族繁多的欧洲大陆上组建全笼罩的层级组织，取得信仰权威的地位，将生活秩序安排得井井有条非一日之功，权威失去之后社会失序乃是应有之意。新的信仰权威、统一的教义并不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人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个人主义的互相宽容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一统天下”、“统一思想”的格局虽然已经被打破，但是其冲动仍在。这时新教出现两个特征，一是向原教旨回归，二是教派纷争迭起而终于导致宗教战争。天主教经一千多年发展使自己高度等级化、组织化、精英化，普通教民的宗教观念从层层有选择的灌输而来，教士毕业于神学院，对千年以来的文化积累深有浸润。当旧的信仰体系解体之后，普通教民的文化水平不能接受繁琐的神学，只能回归比较粗陋、充斥着迷信和暴力的新旧约全书，接受其荒诞的奇迹，以其为唯一是非标准，这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回归。裁决信条的教会权威失去之后，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各不相同，然而一神教的本质决定只能有一种教义代表真理，这样必然兴起教派纷争。欧洲几百年的极端主义宗教战争总根源在此，期间的极端、残忍丝毫不逊于今天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新教的极端、狭隘、不宽容更甚旧教，其不但表现在对待其他教派上，也表现在自己的辖地之内，例如加尔文统治之下的日内瓦。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极权主义也是起源于新教早期的绝对化思维。直到1648年，各教派之间斗得筋疲力尽，才在《威斯特法利亚公约》中连同国际关系一同解决。而今天，随着世俗化的进一步进展和个人主义的成熟，宗教信仰成了个人的事情，以上帝面貌出现的普遍理性被个人之间公共理性、协商理性取代，信仰领域的自由时代才真正来临。我们今天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缺乏第一手资料，但历史的相似性可以使我们从基督教的革新史上得到很多启发，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经验。

三

世界宗教都面临着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对欧洲来讲，科学进一步，宗教就退一步，然而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物理意义上来讲，科学已经无须再进；就人生意义上来讲，科学却表现出它未必能让人更幸福。尼采曾说“上帝死了”，对于基督教民族来说，接着人也死了，或者至多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新托马斯主义由而兴起，基督教在更高的层次上迎来了一轮复兴。事实上，非基督教民族也在用各种方式回过头去向自己古老的传统寻求存在的意义，伊斯兰教也在其中。我们前面说过，伊斯兰教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完成世俗化、个人化，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既是对西方文化的抵抗，也体现为“圣战”的继续。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其中也包含着伊斯兰教的自新和现代化。我们看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包含着很多基督教宗教改革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东西：旧权威的崩溃、个人与真主的直接沟通以及因而带来的向原教旨回归，这种情况下的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旧教派分裂、新教派兴起以及教派之间的仇杀，一直到频频发作的宗教战争。事实上，那些世俗的伊斯兰政权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那些国家面临的暴力和死亡远远大于只是受到一些困扰的非伊斯兰国家。加上一些国家不怀好意的挑事、干涉和趁机扩张，伊斯兰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复杂的因素掩盖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就是伊斯兰的现代化、世俗化问题。在世俗化不能一步达到的情况下，首先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革新问题。不抓住这个要点，其他措施如隔靴搔痒，或者只是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新疆问题，一些材料上反映，近三十多年以来，世俗化不好的一方面严重地侵蚀了维吾尔民族的肌体，一些下层群体里面道德堕落，吸毒、卖淫横行，而今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兴起有明显的民族自救意味，公共场合喝酒抽烟的多是年长之辈，而年轻群体之中反而保守主义盛行，不抽不喝，严以律己。这不禁令人联系到汉民族中的儒家保守主义复兴，很多人并不是受人授意或有人组织，而是自发地严格恪守传统道德，模仿古礼。将心比心，伊斯兰民族的自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如儒学的复兴不可能指望三纲六纪，伊斯兰民族的自救和文化复兴也不可能靠中世纪的哪一套，它们都需要返本开新，开出自己适应现代化的形态。

传统治疆思维中，官方虽对外宣称极端主义不是宗教问题，但是他们心内是认识到宗教性质的，他们的办法是抬出相当于中世纪天主教教廷教士的旧权威，指望用他们的威望安抚群众。但是，官员们只看见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的一方面，没有认识到这是伊斯兰教的新现象而非旧习惯，这种原教旨主义不是固守以往的旧权威，而恰恰是要打碎这些旧权威，凭个人的理解返回古兰经。事实上，只要看看伊斯兰国家内的宗教极端主义危害远比我们严重这一事实，就应该明白诉诸旧的民族、宗教权威的无用。旧宗教人士的威信早已丧失，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大毛拉等被杀害的事件明白无误地宣布了这一思路的破产。甚至，早期以疆独为目标，在海外受到一些西方国家支持的那些比较温和的分离势力也已经落伍，在宗教极端分子的眼里已经不是值得追随的领袖。每一起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老是用心用力往“有组织的”、“有预谋的”上去靠是靠错了方向，弄不清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开来，成为广泛的、自发的行为。症状把握不准，药方难以对症。

现代化、世俗化的本质是个人化。个人化过程中原有的组织纽带受到破坏，原有以血缘、宗教、地域、风俗为纽带的小共同体破裂，一个大的、新的共同体被重建起来，这就是公民社会。现代化生活，交通、通讯的发达使知识平民化、经济独立化，以地方性权威维持的小共同体的破裂与地方性权威的没落崩溃互为因果、互相推进。这个时候依靠扶持旧有宗教组织来整合社会，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顶多可作为权宜之计。个人化的过程中社会关系松弛、礼崩乐坏不可避免，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返回原典，以古老的道德和教义要求自己。两者看似矛盾，但恰是一件大事两个方面的体现。我们也可以明朝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做参照，当时张扬个性的心学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一方面个别知识分子以极严格的道德主义要求自己，卓尔不群；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恣情欲望，毁弃礼法，但是，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是个人良知与天理的直接沟通，而不是服从权威或随波逐流。

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不是一回事，但是分不开的，极端的保守主义便是原教旨主义，诉诸行动便是冠以“圣战”名称的宗教恐怖主义。对待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我们不但要看到它可能发展成有组织的暴力的一面，也要看到新组织的形成正是以旧组织的崩溃为代价和背景的。新组织可能是极端的，但它也是一种创新，一种应对，不是简单的复古。新组织起码在形式上比旧组织有更多的平等性——只服从最高真理（领袖），而不是层层服从自己的小共同体领袖。这正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前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现代化的阵痛，但也不必过于恐惧，事实上，伊斯兰恐怖主义目前造成的危害远不如当年的欧洲宗教战争。尽管世俗化是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依靠强迫世俗化以加速其进程是不行的，即使在土耳其也遭遇了不断的反弹。既然现代化是个非过不可的坎，重要的方法是协助其开新，而非阻止其复古。具体到中国，应该站在穆斯林的角度找出路，不但要找经济的出路，也要找心灵的出路，给维吾尔精英以更宽松的思想和表达环境，使其能够思考并带领本民族走上现代化开新之路，以维吾尔民族喜闻乐见的作品传递正能量，占据信息传播空间，以思想竞争的方式挤出原教旨主义中暴戾、落后的成分，最终完成成熟的个人化和世俗化。

我们对新疆问题的基础研究还很差，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基础研究也很差。尽管伊斯兰恐怖主义已经危害多年，仍很少见到深入其组织内部、灵魂深处，真实细致描述其生活样态、行为方式的报告；我们看到的只是“新疆的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官方空洞统一的调子影响了问题研究的深入。由于基础材料的缺失，我们现在只能根据网上传播的一些不一定可靠，但是也不一定一定不可靠的资料来分析问题。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根据世界宗教民族历史的一般规律来作为比照，以他山之石攻和田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