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鼎革之际 理学重镇湖湘学派如何诞生？

原标题：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宋、金民族文化冲突

作者：陈代湘（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十三日乙酉

           耶稣2017年1月10日

湖湘学派是指南宋时期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学派。

湖湘学派产生于南宋初年，历经初创、发展、成熟、鼎盛几个阶段，最后在南宋末年作为一个学派消亡了，但其精神价值却埋藏于三湘四水间，注入到湖南人的精神血液中，触着适宜的水分养料，就生长发芽。

南轩先生张栻（资料图）

湖湘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伴随着南宋文化冲突而进行的。而南宋的文化冲突，则表现为复杂、多元的状况，交织着宋、金民族文化冲突，儒、佛文化冲突，以及地域文化冲突。

本文专论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宋、金民族文化冲突的关系。

一、宋、金民族冲突

公元1126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冬天，宋朝都城开封被金兵攻破。翌年初，金兵北撤，掳走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宗室、后妃、大臣等数千人，此即让当时朝野之人痛心疾首的“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虽说是金兵入侵造成的，但也有宋朝皇帝咎由自取的因素。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糊涂昏君，他吟诗诵赋，工书善画，其“瘦金体”书法为中国书法史上一绝，艺术才能很高，而治国却一塌糊涂。徽宗耽于玩乐，声、色、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甚至蹴鞠（踢球）、谐谑等等，无不喜好。凡能投其所好者，无论朝中大臣、宫中宦官，还是市井流氓，皆能飞黄腾达。有个叫高俅的人，本为一名听差，只因善于踢球，即得徽宗赏识，被升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禁军。徽宗统治期间，信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他们权势熏天，作恶多端，被时人称为“六贼”。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手下奸臣更是变本加厉，如狼似虎，给广大平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宋徽宗绘《瑞鹤图》（资料图）

以徽宗时期的“花石纲”为例。徽宗喜好奇花异石，蔡京等人就投其所好，派人从东南采集珍异花石，通过大运河和汴河船运进京，供宫廷享用，称为“花石纲”。主勔主持“花石纲”时，只要发现哪家一石一木有欣赏价值，就带领如狼似虎的士兵直入其家，贴上黄纸封条，指为御用之物，勒令主人善加保护，少有违逆或不慎，即按对皇帝大不敬治罪。待到运走时，拆墙毁屋，无所不为。又常役人到江湖深渊中捞取太湖石，为运输奇石而劈山开路，水陆两路纲运，征发民工无数，而官府督责惨苛，百姓苦不堪言。方腊起义就是在“花石纲”的残酷压榨下被激起来的。

宋徽宗不仅是一个耽于享乐，玩物丧志，治国无方的昏君，还是一个迷信道教神仙的糊涂人。许多道士被徽宗授予特为道教设置的官职，徽宗也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待到金兵南侵，长驱直入时，这个道君皇帝就被吓破了胆，慌忙把帝位让给皇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徽宗自己则带着他的宠臣们南逃避难。然而，这钦宗赵桓，也是一个胆小无能之辈，当时虽有李纲等坚决主战的贤能之士，却并不被重用，后来还被流放。钦宗一心只想着投降议和，不曾认真想过备战迎敌，把抗战派官员排挤净尽，并残酷镇压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战义兵，自毁长城，自断命脉，最终落得国破家亡，自己以九五之尊沦为金人阶下囚的可悲下场。

徽、钦二帝被掳走后，康王赵构“嗣宋朝之大统”，登基称帝，改元建炎，此即南宋。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当初金兵围攻开封时，赵构被委任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让他组织宋军入援京师，然而，赵构却怀着一旦父兄被俘，自己可以另建小朝廷的私心邪欲，按兵不动，笼络部属，饮宴游乐。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愿，二帝被俘，赵构就当上了皇帝，是为宋高宗。

宗高宗赵构（资料图）

宋高宗在这种背景下当上皇帝，其复杂心态可想而知。一方面，对金作战，收复失地，迎回二帝是朝野爱国之士的强烈心愿，高宗也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但另一方面，他却有一个极大的心理障碍，那就是，一旦二帝归来，他这个小朝廷的皇帝就有可能做不成了。宋高宗之所以在对金态度上表现得那么卑躬屈膝，不断遣使乞和求降，最后还伙同秦桧把抗金名将岳飞害死，就是高宗的这种“私欲”在作怪。因此，南宋理学家们对高宗嗣位颇有微词，如湖湘学派胡寅就提出高宗不当立，张栻和朱熹都十分赞同胡寅之说，此事《朱子语类》有载：

南轩言：“胡明仲（胡寅——引者注）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丧；三云云。”先生（朱熹——引者注）云：“南轩见得好。设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帅讨贼，徽庙升遐，率六军缟素，是什么模样气势！后来一番难如一番。”

南宋政权是在靖康之难的屈辱中建立起来的苟安小朝廷，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连皇帝都被掳走，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信念冲击和精神打击。堂堂中华礼仪之国，被野蛮的异族鞑虏侮弄，历代圣贤创制和维系下来的中华伦理文化崩坏坍塌，这是他们心中无法接受的。同时，在这种民族危难的特殊时期，各色人物接踵登台，各种嘴脸纷纷显露，阴险小人更是置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于不顾，关键时刻为祸贻害，让正人君子痛心疾首。理学家们在这个信念和精神备受打击的时代，反而更被激发出民族自强情结，在强大民族责任感的激励下，研习理学，着书立说，培养生徒，以表达他们的亡国之痛，寻求救国之方，并寄望于收拾河山，重振华夏文化，再树民族尊严。在这方面，湖湘学派表现得非常典型。

二、胡安国与湖湘学派的创立

湖湘学派，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学派，就是在宋、金军事和文化冲突达到极点的时候形成的。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是胡安国，其子胡寅、胡宏等人佐助之功甚大。尤其是胡宏，后来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代表。

胡文定公遗像、《春秋传》（资料图）

胡安国，字康侯，谥文定。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生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早年即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24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靖康之变前夕，胡安国已经非常讨厌官场的黑暗和权贵的污浊，一再辞拒朝廷任命，决心过一种“望云倚杖，临水观鱼”的隐居生活。然而，动荡的时局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使胡安国改变了这种“独善其身”的想法。金兵入侵，国家危难，朝中主和、主战两派势如水火，胡安国在写给杨时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主战的政治主张，并“幡然有复仕意”，决定前往京师，为国效力。

胡安国到达京城后，受到宋钦宗的召见。在奏对中，胡安国一方面从理学家内圣为本的立场出发，提出“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强调正心务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胡安国又主张“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提出了振兴朝纲、抵御外侮的具体措施。同时，胡安国还直指君过：“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绩效未见，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如此大胆犯颜直斥君过，胡安国的确有胆量。不过，这种耿直的性格，在尔虞我诈的朝中是难以长久立足的。不久，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就将胡安国排挤出朝廷，任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国离开京都后十余日，金兵就把都城包围了。当时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尚在京城任职，有人替胡安国担忧，胡安国说：“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闻者为之动容。

金兵攻占京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宋高宗继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再次南侵，侯师圣预见到荆门一带将必遭乱兵祸害，力劝胡家再迁，胡家听从侯氏之劝而举家向南迁移。不久，这一带果毁于兵火。当时另有一人未听侯师圣之劝，即身遭不幸。朱熹曾经提到此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当冲，世乱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师圣令其迁，谓乱将作，乃迁衡岳山下。亦有一人，侯令其迁，不从，后不免。文定以识时知几荐侯。”经此事后，胡安国深服侯师圣“识时知几”。胡家向南迁移到湖南湘潭境内碧泉。对于胡氏一家迁居湖南湘潭碧泉的过程，胡宏在《有本亭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叹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昼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

碧泉在洞庭之南，潇湘之西，距衡山不到百里，水清山幽，远离战乱，在当时确是隐居传道的好去处。胡氏父子怀着对腐败朝廷的失望和对兵火战乱的恐惧，面对如此幽美的环境，遂萌生隐遁治学，传道授徒的想法。在胡氏一家迁居碧泉的过程中，胡安国弟子、长沙人黎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宋元学案》载：

黎明，字才翁，长沙人。以孝友信义着称。师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乱，文定避地荆门，先生为卜室庐，具器币，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实昉于此……而湖湘学派之盛，则先生最有功焉。

黎明引导和帮助胡氏父子定居碧泉，从而使胡氏之学在湖南扎根，后渐成在理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湖湘学派”，黎明的确功不可没。朱熹谈到当时这一事件时说：

向见籍溪说，文定当建炎间，兵戈扰攘，寓荆门，拟迁居。适湘中有两士人协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亦有迟疑之意，及至湘中，则舍宇动用，便利如归，处之极安。又闻范丈说，文定得碧泉，甚爱之。《有本亭记》所谓“命门弟子往问津焉”，即才翁也。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诏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向宋高宗进呈《时政论》21篇，包括《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等，表明了胡安国坚决主张抗金复国的决心以及振兴民族、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他非常自信地说：“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然而，宋高宗没有抗敌兴国，收复失地的决心，胡安国感到很失望。绍兴二年，高宗欲启用故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胡安国上奏坚决反对，因为他了解朱胜非，此人在靖康之变时尊用张邦昌，讨好金人，危害国家。胡安国说得非常尖锐：“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宋高宗只得改任朱胜非为侍读。但胡安国崇奉《春秋》大义，卧家不出，不愿与“污臣”为伍。此事得罪了朝中的当权者，胡安国不久就遭到贬黜，被排挤出了朝廷。

胡安国离开京师，回到湖南，决心退出官场，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

胡安国不是湖南人，但湖南却是他宦游和长期寓居的地方。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胡安国曾任提举湖南路学事，后来又长期寓居湖南、湖北一带。特别是建炎年间，胡安国一家在金兵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境地中来到湖南湘潭碧泉隐居，修建书堂，即碧泉文定书堂，后又被其子胡宏改造成碧泉书院。胡氏父子在这里讲学授徒，改变了湖南封闭固陋的风气，标志着湖湘学派的诞生。

三、湖湘学派理论奠基与宋、金文化冲突

胡安国退隐之后，在衡山的紫云峰下又修建了书堂，胡氏父子往返于湘潭和衡山之间，讲学授徒，传播理学。在学术研究上，胡安国潜心撰写湖湘学派标志性著作之一《春秋传》，此书为湖湘学派的理论奠基之作，他撰著此书最直接和强劲的心理动力，就是宋、金民族文化冲突。

胡安国身处宋、金民族文化冲突的动荡时期，对中原沦陷，遗民涂炭的惨况“常若痛切于其身”，因此，他“志于康济时艰”，非常关注现实政局，立志为君主寻求治国安民，兴邦北图的良策。胡宏《皇王大纪序》说：“我先人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无极者也。”胡宏说其父写作《春秋传》目的是为君主开“为仁之方”，即推行仁政王道的治国方略，这是对胡安国《春秋传》撰著意图的最好诠释。在异族入侵，国破时穷的危难时期，胡安国最关注的是现实的时政。而他之所以要用《春秋》这部古老的经书来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与《春秋》本身的性质以及胡安国的理解有关的。

《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鲁国历代史官的记事，后经孔子整理删定，被当作儒家经典流传下来。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评价很高，尤其看重该书的现实指导意义。程颐说：“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又说：“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胡安国私淑程氏洛学，对程颐之说是相当信服的。程颐高度评价《春秋》一书的现实之用，胡安国承续此意，对《春秋》作了更高的评价，他说：

《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

在胡安国看来，《春秋》既可上达五经之道体，又可下贯五经之妙用，是万世百王的法度准绳，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高得无以复加了。

因为《春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胡安国对现实政治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对金人入侵，中原沦陷，华夏受制于“夷狄”深痛于心，所以他希望用《春秋》来引导君主把儒家崇奉的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使内圣的高远原则在切近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中得到落实。

胡安国一生专注于《春秋》的研究和阐发，其子胡寅生动地记述了胡安国研治《春秋》的情形：

公自少留心此经，每曰：“先圣亲手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殆由此乎！”于是潜心刻意，备征先儒，虽一义之当，片言之善，靡不采入……翰林朱震久从公游，方侍讲此经，欲见公所著。公曰：“某之初学也，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多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

从以上记述可知，胡安国专意研治《春秋》三十余年，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撰成《春秋传》这部呕心之作，当时就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认可。宋高宗特颁诏书，令胡安国专门纂修《春秋传》，以供御览。书成，高宗读了之后赞扬该书“深得圣人之旨”。后来，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明两朝被定为科举考试的经文定本，影响很大。

胡氏《春秋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得到高度的认可。上面引文中所述朱震要侍讲此经，请求拜读胡安国《春秋传》，已可看出学者们对此书的推崇。稍后的朱熹在谈到胡安国《春秋传》时说：

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大抵《春秋》自是难看。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

又，朱熹曾转述他的老师李侗的话，说：

李先生言：“罗仲素《春秋说》，不及文定。盖文定才大，设张罗落者大。”

罗仲素即李侗的老师罗从彦，李侗认为胡安国的《春秋传》比罗从彦的《春秋说》好，这是客观的态度。朱熹尽管认为胡安国说得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也从总体上肯定胡氏《春秋传》超越了前人，而且所说“尽是正理”。

朱熹在当时就看出胡安国《春秋传》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又非常肯定胡安国所说道理的正确性，这一点正是胡氏《春秋传》的特点，而这个特点的基础就是胡安国有感于金人入侵，华夷冲突的社会现实。

胡安国在其所著《春秋传》中特别强调“华夷之辨”这个所谓“春秋大义”，原因就是胡安国“感激时事”，深恐中华礼义文化遭到“夷狄”的毁灭。“华”即中原华夏民族，“夷”在这里是指域外的非华夏族。胡安国认为，《春秋》这部经书的主旨就是“华夷之辨”：

韩愈氏言《春秋》谨严，君子以为深得其旨。所谓谨严者，何谨乎？莫谨乎华夷之辨矣。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此《春秋》之旨也。

既然“华夷之辨”是《春秋》的主旨，那么，“华”和“夷”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胡安国继承以前说经者的传统观念，首先从地域上来区分“华”和“夷”。他说：

中国之有夷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道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在这里，胡安国把“中国”与“夷狄”的关系类比于“君子”与“小人”，并从地域和亲疏程度上宣称要“内中国而外四夷”，这实际上是胡安国对公羊家说《春秋》观点的承袭，显得浅薄而片面。

然而，胡安国说《春秋》“华夷之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旨，即文化保护和文化复兴。在胡安国看来，华夏之所以比“夷狄”优越，不是表现在人种和地域上，而是表现在文化上，而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就在于有以君臣、父子等礼义纲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体系。他说：

《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

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尔。

中国之为中国，以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

很明确，在胡安国看来，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就是因为有君臣、父子这些纲常伦理规范，这样才会上下有序，社会和谐，这是华夏之贵、之高。而所谓的“夷狄”，其文化则是较下等的。所以君子谨于“华夷之辨”，其目的就是要保护高等的华夏文化不被低等的“夷狄”所毁灭，保护华夏民族的纲常伦理不被“夷狄”所乱。

因此，胡安国认为《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一部寄寓着华夏礼义内容的经典著作，是“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孔子删述此书也不仅仅是整理文化典籍，而是保存和复兴华夏礼义文化。胡安国说：

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衰在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私欲横流，周公以来建构起的儒家伦理将遭灭绝。孔子以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挑起保护和复兴儒家伦理文化的重任。孔子的这种心态和精神，恰恰就是胡安国这一批理学家内心的写照。金兵入侵，中原沦丧，国破家亡，“夷狄”肆虐，再加之由来已久的佛老之学猖獗，胡安国“感激时事”，在“斯文将丧”的民族文化危机时刻而研治《春秋》，创办书院，聚徒讲学，以期唤起人们对自己优越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使“斯文”后继有人，不至丧灭于“夷狄”之手。正是胡安国的这种由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促使他带领他的子弟和学生们创立了湖湘学派。

注：本文系作者在“首届隐山论坛——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