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吹剑作者简介:任重,曾用网名“读书吹剑”,笔名杜吹剑, 创办人暨主编。 |
习近平为何批评“去中国化”
作者:杜吹剑(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南华早报中文网首发,新浪历史转载
时间:甲午年八月廿三
西历2014年9月16日
9月9日,习近平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并参观有关成果展览时,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当场明确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近平使用“去中国化”的说法,此定性不谓不重,引发高度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大陆民众对“去中国化”这一名词的熟知,始于台湾某些有台独倾向的政治人物的言论和政治举动。两岸分治之后,台湾一直以“中国”正统自居。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就是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效,就是今天很多人感觉的台湾要比大陆更“中国”。
今天中国大陆思想界对立日趋严重,裂痕越来越深,对未来发展的路向,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政治认同难一致,深层次原因是没有文化认同。因为,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必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干,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时代,虽然变通妥协地为之提供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支持,但并未放弃其所秉持的王道政治理念,强调“道统”高于“政统”,以道匡君,造成的现实影响是“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成功塑造了“中国性”。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是因为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塑造的。无儒家,不中国。
但是,1949年新政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党不但不以中华道统继承者自居,而且对这一延续几千年的道统予以了彻底否定,企图建立新道统,另开新世界,再创新历史,结果导致“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分离,中国历史也不再“延续”,给国家认同埋下巨大隐患。随着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高压的退去,这一隐患开始逐渐显露,某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离德,即为一例。
历史和现实俱证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包含有众多复杂因素,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影响着政治清明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例如,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也是凝聚其国民对国家向心力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果断结束了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性批判,执政党也有意识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中国性”。将原来党章中自我定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补充修订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修订,意味着执政党向中华道统的回归。
不可否认,执政党一直在有意识地向中华道统回归,虽然艰难而缓慢,但也算平稳顺利。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十八大则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明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汲取过去在救国建国的剧烈动荡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的深刻教训之后,极为大胆的理论突破。
将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人“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只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延续中稳定,在稳定中延续,方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政治认同,促进国家认同。
结合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系列言行,其尊孔崇儒、力图回归中华道统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故有论者认为:“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当严重。文革几乎将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摧残。中国社会如今出现道德灾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传统文明的急先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而有些自由派对儒家传统文化也相当排斥,甚至将之与现代普世文明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左右两派的认识都不如习近平。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刘放)更有人认为,习近平是“红色新儒家”(马浩亮)。
习近平复归中国传统之努力,既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也为执政党平稳顺利转型虑,用心良苦。可惜,国人西化日久,对中国文化成见甚深,且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积弊难除,党内外认识不一,拨乱反正,尚需时日。无论如何,习近平复归道统以“再中国化”之努力,不仅可使执政党浴火重生,亦可使中国免遭一劫,必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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