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 值得“挖呀挖”的文化富矿

作者：刘竟成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十一日丙戌

          耶稣2023年9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其中“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引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朱熹以此解释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推导出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传统的“本固邦宁”治国理念。《四书集注》是一部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念、治国策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的经典著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座富矿，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和深挖。

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明确指明阅读次序及作用：“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样通过《四书》，就能进阶《六经》，基础功效更增一层，所以到了元代被定为官学，正式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和教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朱熹之前，并无“四书”这一专名及相关说法，但已有“四书”的实际雏形：北宋二程、张载开始厘析脉络，构建续接前人道统，对《大学》《中庸》作了大量阐释发挥，极力表彰推崇《论语》《孟子》，为朱熹“四书学”的正式构建奠定了充分的基础。《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乃“初学入德之门”，《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作为“综罗百代”的思想家，在程颢、程颐的指引下，回应时代需求，秉持“明道传世”的理念，进行经学变革。他从“五经”之一的《礼记》里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并作了“章句”，即重新分章辨句，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又对《论语》《孟子》作了“集注”，即汇集众家注释，精择慎取，按以己见，著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采用“章句”和“集注”两种方式有机融合“四书”，将四者上下连贯为一体，生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自朱子以后的“四书”就多指代《四书集注》，这是因为朱子一生心血集中于《四书》，对《四书》的集成、章句、注释、解说，与《四书》原始文本已经浑然一体，难以分割，构建了以“道统”为基础、“天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因而钱穆认为朱熹“寓教于注”的《四书集注》使“《四书》乃凌驾于《五经》之上”，在中国古代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都产生重大影响。

传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塑造中国传统价值观

《四书集注》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典之一，是宋代新儒家解经的新范式代表作。《大学》为《四书》之首，北宋二程《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已经将《大学》初分经传，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了《大学》原文次序，补充《格物致知传》，对“三纲领”“八条目”进行了系统化、清晰化的处理和论述，彰显了朱氏的“内圣外王”思想。《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领”，即最基本的三条宗旨。但进一步细究，“三纲领”具有“一贯性”，实际是一个纲领。冯友兰指出：“‘明明德’和‘亲民’并不是两回事，内、外是不能分开的，主观和客观是不能对立起来的。‘止于至善’就是把这一件事做到最完全的地步。所以‘三纲领’只是一纲领，表面上看起来是三件事，其实是一回事。”“八条目”是指从“内圣”到“外王”的八个基本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熊十力认为“八条目”看似平列，“其实以修身为本。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修，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身与国家天下，虽分本末，而实一体。故修身之功，虽该乎齐、治、平，而反诸己身，实为根本。”熊氏所说的“内修”“外修”也就是朱熹的“内圣外王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了人的修养、道德伦理、家国治理原则等。自《四书集注》被悬令为科举教材后，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研习背诵，“三纲领”“八条目”也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纲领，也成为士大夫等阶层修身治家为官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可以说，《四书集注》对于传承和发展儒家思想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推进作用，形成了新的经学系统。正如李源澄《经学通论》所说：“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由此可见，形成新经学体系的《四书集注》，对于塑造中国传统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寄寓高尚的人文精神

历代流传的典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里面存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值得我们精细提炼和深度发掘。《四书集注》所提倡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对中国人的治国、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孔子的“为政以德”，朱熹加以解读：“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习近平总书记也着重强调：“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关于“富民厚生”，《大学章句》认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使人民“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朱熹引先贤吕氏之言加以论证：“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量入为出，则用之舒矣。”

《四书集注》所主张和坚持的仁爱、诚实、正直、谦虚等优秀品德，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比如孔子的“仁”寄寓着保民爱民深蕴，如《论语·雍也篇》，子贡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朱熹极为认同，“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推衍提倡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

天人关系是程朱理学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宋明理学家皆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基础，构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并派生出各种理论。朱熹在吸收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之后，对其进行了集成，主张天地人之间的统一性。《中庸》提出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生态观，也就是社会文明应与自然生态达到和谐共生，深刻阐述了“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这一观点，契合了当今的“生态平衡论”。习近平总书记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精华，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大论断，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方向，促成了我国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有效的协调和融合，推动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交流与互鉴，进一步达成生态共识。同时也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环境问题提供了中国式解决方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迈出坚实的步伐。

《四书集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蕴含的道德伦理、经济原则及生态观念，对个人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的重视，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洞察，体现出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鲜明色彩。

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阐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也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我们需要理解和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点，擅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思维方式，并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