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新周期：战略竞争、战略相持和新关系规范的探索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中国评论》（香港）2022年1月号

【摘要】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体系中最为关键和最具定义能力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是各自所在文明、历史、制度和规范的典范代表和相互斗争的主体力量。随着中国民族复兴进程的结构性展开和体系化定型，美国长期的“民主东方主义”战略受挫，民主价值观输出与市场规范改造遭遇中国自身文化和制度的阻断与反制，中美关系陷入“新关系规范”的共识危机。中美“新冷战”以多种形式爆发和呈现，但尚未构成全体系的定型认知和规范，拜登主义则以“战略竞争”定义和调控中美宏观关系，具有冷战性质但存在有限合作与冲突管理的余地，与传统冷战有别。从中国立场出发，中美关系出现了后贸易战阶段的“战略相持”特征和元素，需要从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美国霸权的“韧性衰落”以及中国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斗争层面进行深刻的理论诠释和战略分析，从而澄清战略误判和历史主观性的干扰，为构想和理顺中美关系的“新关系规范”提供真实命题和有效思考框架。新关系规范在美国霸权的“自私捍卫”下难有实质性进展和突破，但“平视化”和“对等化”是不可逆转的新原则和新思维，也是中美关系一切斗争的评价和调节基准。在民族复兴的新周期里，中美关系的斗争风险和规范理性并行，考验两种文明与两个大国的历史和政治智慧，也关乎人类和平发展的21世纪前景。        

2021年11月11日，没有了既往“双十一”的繁华与浮躁，中国的公共生活聚焦到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这是一份总结过去百年、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及面向民族复兴的里程碑式政治文件。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美关系进入新周期，一个从贸易战的“守势”逐步转向综合竞争的“均势”的标志性外交事件。2021年，中国国家哲学与外交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从既往的“韬光养晦”调整为“平视有为”。        

中国的战略取向清晰自然：“平视”美国并在有关技术、制度和全球治理领域展开有效竞争，以负责任大国的自我理解和实践行动维护和促进多边主义全球秩序，反制和限定美国的自由帝国霸权，从而积极探索中美关系全新的规范原则和交往规则。中美关系上的实力突破和规范重构，是21世纪全球秩序转型和真正“多边主义”国际法范式确立的破冰之举，其中蕴涵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秩序变迁的规律和趋势。2021年是中美“平视关系”尝试建构的第一年，美国总体上并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平视”，认为这是对美国霸权的规范性挑战，寻求以“新冷战”、“战略竞争”、“民主同盟体系”等霸权策略予以结构性压制，而中国则坚持从自身文明地位和国际法原则规范出发试图与美国建立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大国关系规范。中美关系探索新范式的新周期实质性展开，但其过程、风险和前景仍不甚明朗。中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性建构，决定性嵌入了这一新关系规范的生成过程。  

一、中美关系的长期视角：民主的东方主义

中美关系是东西方大国关系、文明关系乃至于全球性权力关系的最典型的缩影。美国对华认知和互动，始终带有一种改造和征服这个东方真正的文明古国的殖民主义冲动和道德虚荣感，也始终带有资本主义利益动机和市场占有意识下的强大经济理性。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美国即试图以市场、法治和民主的相关规范影响和改造中国，从租借地到广泛的市场、文化和精英网络的渗透控制。1898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试图协调控制各国在中国市场的征服与掠夺行为及其破坏性，建立有利于美国资本和文化影响力的竞争规则与秩序模式。1917年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及国联架构，开始以世界主义立法者身份抛弃门罗主义，走向全球舞台中央。1945年罗斯福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战后世界秩序，基本实现了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文化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国民党政府也基于这一新世界体系而得以跻身联合国“五常”之列。但美国的改造中国战略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和错失，它所扶植和控制的是代表中国权贵和买办利益的国民党政府，赋予中国超出其实力地位的席位也是基于长期控制中国的战略思考，但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崛起及中国人民的自我解放打破了美国在100年时间（1844-1949）里对中国的市场占有和民主改造的“大计划”。邹谠教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详尽研究和论述了“美国失败”的来龙去脉。而美国教授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则钩沉分析了更长时段的美国“规训”中国及其失败的历史，并提出了正面对待和评价中国法自主性和规范性的问题。        

1949年之后的中美关系，是短暂热战、长期冷战与接触和解的交替史。美国直接面对的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后者的意识形态有效整合了民族主义、天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足观念体系和实践道路。美国扶植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失败，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东方盟友的失败，更是美国长期的“东方民主化”战略的决定性失败。与搞定国民党所用的赎买、笼络和民主诱导方法及成效不同，面对意识形态对立、民族主义强烈且对全球治理抱有理想性追求和责任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美国必须寻找到新思维和新方法。在美苏冷战的僵持和间隙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寻找到了一种“接触主义”的新战略，即通过在外交与经济关系上对中国的有限接触和引导，分化中苏联合体系与社会主义阵营，并最终实现中国与西方的价值和制度对接。接触主义当然是一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而不是对中国文明、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内在尊重与平等理解，接触过程所适用的基本规范和规则由美国定义、解释和执行。毛泽东晚年的外交与世界体系策略调整，使中美关系出现了重要转机，美国的接触主义初显成效。接触主义真正结出制度性硕果，是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国对美的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以经济建设和韬光养晦为中心的历史新阶段，一般称为“邓小平时代”或“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段也确实出现过对美国文化与民主的“顶礼膜拜”，甚至出现过严重的民主政治风波，但中国共产党经受了相关的政治考验，走出了一条越来越坚定和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对中国的“接触主义”具有分化中苏关系和引导中国民主化的双重目标，前者非常成功，甚至导致了苏联陷入危机和解体，但后者并不顺利，遭遇到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上的严格警惕和阻断。美国显然过分高估了自身的改造能力和影响力，同时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尼克松开启访华破冰之旅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存在接触和对抗的二元性和关系波动性。中国领导层从根本政治层面并未真正信任美国，也从未放弃对自身文化与政治道路的坚持。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中方赫然写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表明中美关系必须经受“压迫-反抗”的斗争和历史考验，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意志不可侮辱。1974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世界体系理论，其中第一世界的美苏被作为超级大国和冷战霸权对待，其他发达国家处于依附性的第二世界，而中国确认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做国际正义事业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改革开放并没有真正改变“三个世界”划分的世界观和斗争哲学。而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之国家精神标志的八二宪法，也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稳定之锚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彭真等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说明中均明确坚定地予以申明。1989年政治风波是重大政治考验，是“接触主义”的一个特定政治后果，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历史性失败风潮的波及，是大气候与小气候的交织，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因此而失败或解体，反而更加坚定自身的信仰和道路，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下去，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美国对中国推行的长期“东方民主化”战略以及作为其变种的“接触主义”在2012年十八大之后面临根本性的政治失败和意义挫折。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可能造成“资本家”的主权和专政，也不可能催生一种想象中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单纯成为美国资本和优势技术的长期“血汗工厂”和剥削对象，沦为资本世界产业链上的“经济殖民地”。有两个关键性事件刺激美国作出了改变“接触主义”的战略决策：其一，十九大报告及其党的全面领导、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提出，美国看到了一个意志饱满、斗争坚定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体系的中国，而这个中国的历史演变与西方民主道路及对美依附性严格不相关；其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主权”的崛起和挑战，对美国稳固的技术霸权和专利“红利”造成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安全网络和监控体系构成刺穿和压制的压力，但美国打压华为的国家级行动并未奏效，“孟晚舟案”以中国正当维权的阶段性胜利告终。在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经济体系博弈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的统治精英产生了决定性的“战略警醒”甚至“中国恐惧”，中国威胁论近些年在美国已无需事实论证即可成为国会立法、媒体论辩与社会商谈的“默认”前提。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新铁幕演说”宣布了“接触主义”的历史死刑，“遏制主义”成为新战略，中美新冷战启幕，且并不以总统换届和拜登主义政策的某些调整而有任何实质性改变或逆转。

二、战略竞争：拜登主义的“新冷战”外衣

最近十年来，中美关系面临质变，这是所有严肃的观察家和政治人士都有的感受。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是，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到处呈现，但在涉及中国的法案上却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而且立法审议过程中极少见到对中国的正面解释或辩护，呈现出“一边倒”的政治正确性。对中美新的大国关系，美国战略学界有尝试用“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概括的，也有使用“半脱钩”概念的，更有人鼓吹“新冷战”定位的。这些对华新战略与新思维的多种形式的尝试，在2016年以来的特朗普主义风行时期特别活跃，但并未形成稳定的共识与概念。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界定为“主要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但中美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在具体性质和规范上仍然不够清晰。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但其“交易的艺术”以及拿原则问题做交易的习惯，导致美国极大损害了盟友体系和软实力基础，未能迫使中国就新版中美贸易协议的极端版本签字，只是签署了非常初步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020年1月），并随即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对冲及特朗普败选的搁置。贸易战暴露了美国的实力短板和霸权脆弱性，反而催生了中国的战略自信和进取意志，“孟晚舟案”上的持续斗争及其结果就是例证。

尽管美国官方并未稳定使用“新冷战”来定位新的中美关系，但“合作”显然已经不是中美关系主轴。拜登政府在评估和确定中美关系基本路线时，反复在“竞争”、“对抗”、“合作”之间考量与组合：一方面，拜登主义对具有“新冷战”性质的特朗普主义进行批判性评估后决定继承其基本盘，延续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主要遏制性元素，继续在高科技领域推进“脱钩”，而仅仅在有利于美国经济民生的有限领域恢复合作及“再挂钩”，最终确定了“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主导性政策路线；另一方面，拜登主义更加重视民主同盟关系和反华统一战线的建构，以及通过软实力与普适价值的“过度政治化”利用构筑围堵和限制中国的庞大世界体系，“民主峰会”就是拜登路线的最佳写照。  

美国国会在2021年重点推进《战略竞争法案》，整合与强化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遏制、脱钩与发展限制，并刺激挑动中国周边矛盾，滥用“台湾牌”遏制中国发展进程。这一法案思维还衍生出一系列具体和个别领域的相关法案。“战略竞争”是一个刻意中性化表达的对华新战略概念，因拜登政府至少从表面上不愿意简单而直接地继承“冷战”遗产和话语，尽管其具体行动和政策细节符合“冷战”的基本历史和规范。上世纪的美苏冷战给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盟友造成了严重的地缘经济和政治伤害，也在西方社会留下了心理伤痕，而且中国与苏联不同，是一个在文化上更和平、经济上更易于合作以及政治上存在沟通余地的东方国家，不是“战斗民族”，也不是“霸权国家”。美国直接以“冷战”进行对华政策动员和具体实施，其价值感召力和具体执行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战略竞争”则不同，以维护西方民主和市场竞争规则为名义，容易在形式上与传统“冷战”相区别，也容易从价值观安全和产业链安全角度说服盟友跟进，更可以对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最大公约数”的政治整合，因而是一个非常符合民主党“政治虚伪主义”的高端话术与新概念。对普通美国人及美国盟友而言，“冷战”或“新冷战”会让人产生即刻的历史联想和不适感，但基本没有人会质疑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也不会去怀疑这种竞争对民主和市场规则的西方范式的规范性运用。“战略竞争”及其政治动员和行动体系，是拜登主义对华政策的“巧实力”，也是对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最具威胁性的概念和思维。

就其本质而言，“战略竞争”并不是相对和平的“接触主义”的延续或变种，而是美国“新冷战”的概念和技术伪装，其本质仍然是“冷战”思维和方法，是全体系的激烈对抗和遏制，对中美关系的固有基础、地缘安全与合作体系以及全球性的和平基础、产业链稳定性及共同的全球化增长前景构成结构性撕裂和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规范，不是美国单方面性质的“战略竞争”，中国也不可能简单顺从美国的竞争规则和利益精算体系，而是追求一种“平视对等”的、更合乎国际法规范与中国长期发展利益的新关系规范。同时，中国必须在应对美国实质展开的“战略竞争”与国家利益极端挑衅过程中充分揭露这种“伪竞争”的霸权属性、冷战危害性及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性破坏作用，运用国家实力和国际体系内的和平发展力量予以制度斗争和精准反制。2021年6月，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反外国制裁法》，迈出了依法反干预、反制裁涉外法治斗争的决定性步伐。

面对具有“新冷战”性质的美式“战略竞争”，我们需要回溯中美关系及其斗争的长期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要对1972年上海公报中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正义斗争精神有追溯和激发，又要对1974年“三个世界划分”的世界体系战略有重新理解和创造性运用，更要面对中美长期斗争的艰巨性和风险性而回溯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持久战”意志和智慧。而今日中美关系中的“持久战”正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当目标和根本利益。“战略竞争”的战场是全体系、全天候、有形和无形交织以及长期性和风险性并存的，更加考验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体系和中国人民的定力、进取心和持久团结奋斗的能力。          

三、战略相持：平视、对等和新关系规范的展开

中美关系的新周期，从美国立场出发催生的基本关系范式是具有新冷战性质的战略竞争。战略竞争相对冷战具有更强的政治动员力和规范说服力，以市场和民主规范为内核，以中国威胁和西方生活方式巨变为外部危机因素，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美国霸权体系和盟友“再结盟”体系。从中国方面而言，经过贸易战3年多的防御和对峙，以及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民族信心的逆袭式增长，开始呈现出“平视”的前所未有的新原则和规范视野，并逐步形成一种长期“战略相持”的战略判断和共识。

战略相持论的形成有三个实质性基础：其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阶段论；其二，美国霸权的“韧性衰退”；其三，中国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的体系性成长。同时，中美战略相持出现了“平视化”、“对等化”的新规范，新的关系规范开始呈现和展开。  

（一）战略相持作为“持久战”的本质环节

我们先来看战略相持论的第一个基础，即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元素。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国际战略的部分，可以为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及其走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国民思想之波动情形十分类似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基本格局：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的“速胜论”，其间夹杂新老左派的偏颇历史观和单向度斗争哲学，以及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批判性理解；另一方面是全盘细化的“投降论”，其间夹杂着既得利益之官僚与买办阶层的利益精算和政治妥协本质，以及一部分知识精英“自我东方化”之后文化自信与政治立场的灾难性丧失，如同“去势”之丧家之犬。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持久战分析框架，将中国的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是有其民族精神和宏观实力分析之科学基础的：一半是基于民族之爱的坚定信念，一半是基于中日实力对比及国际环境变化的社会科学分析，得出了具有战略可靠性的分析结论，成为全民抗战（包括国民党主战力量）的精神支柱。

战略相持论是持久战理论的关键环节，是从防御转入反攻的拉锯战和全体系的对抗战。持久战思想抵制了“低调俱乐部”的投降主义，也克服了偏离理性根基的冒进民族主义，而实行一种具有理性基础和可持续操作性的持久战思维和方法。战略相持是“持久”斗争的本质体现，是逐步寻求和造成有利于我国之战略态势并为战略反攻积极创造条件、积蓄能量的过程，是对手之战略优势逐步消磨和钝化的过程。战略相持阶段在当代中美斗争条件下，有学者认为长达30年（2020—2050），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是与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节点以及美国霸权衰落的韧性高度相关的。但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中美关系的战略相持的最本质、最激烈和最具风险性的斗争周期应当是15年，即2020—2035年，之后的中美关系斗争尽管仍然具有战略相持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但对中国方面有利的战略态势和条件已初步形成，存在局部实行战略反攻的可能性。         

从思想渊源上，毛泽东思想当然提供了中美战略相持分析的基本概念和逻辑框架，但具体的战略阶段内情势分析和策略设计，则需要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予以精准化和可操作化。2017年十九大报告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发布，甚至成为刺激美国战略快速转变和启动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动因。十九大被BBC称为是“站在世界地图前的大会”，美国政府更是动用战略分析力量研究和应对十九大提出的“中国梦”及其战略挑战。2019年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启动中国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南部战略升级计划，实现“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的战略性对接。2021年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更是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新征程。这些均可视为对中美关系“战略相持”阶段的精神动员和策略体系的准备。

（二）韧性衰落：美国霸权的复杂性    

战略相持论第二个基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趋势及其坚韧性。霸权，是一个在国际法、国际关系和文化领导权范畴时常浮现的概念，又是一个含义模糊、捉摸不定及令人爱恨交织的概念。美国霸权的形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而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则属于典型的“民主帝国主义”宣言，将雅典作为希腊乃至于全世界的“学校”，将雅典民主作为普适而优越的政治制度。我曾经仔细研读比较伯里克利演讲与美国总统演讲的基本气质和内容，能够清晰发现内里的历史连续性和民主霸权继承性。拜登的“民主峰会”，其气场、心思、想象力和战略意图，与伯里克利的古典心灵之间若合符节。罗马帝国更是在疆域、法度和征服性上放大了西方帝国的霸权及其文明优越性。霸权本身是奇特混杂之物，其中兼具“说服与强制、意识形态与暴力、仁与恶”（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中译本第220页）之二元性，并非纯粹的“强制”、“暴力”与“恶”。

美国霸权就是这样的混杂形态，是军事与制度的“恐怖暴力”和文化与经济的“普适价值”的整合体系，于是出现了彼称“民主”、我批“霸权”的对立世界观与规范性冲突。拜登“民主峰会”在中美关系上留下的不是美国民主的和平包容性，而是一种软实力的霸凌，是“软刀子”杀人，其痛苦和羞辱程度绝不低于特朗普的硬实力贸易战。但西方霸权的兴衰规律亦值得深切关注和研判。美国的霸权从“自由帝国主义”系统转向“制裁帝国主义”，从规则本位转向实力本位，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从精英民主转向民粹民主，从接触主义转向遏制主义，从自由贸易转向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是一种实质性的帝国理性收缩和撤退。发生于2021年8月的“阿富汗大撤军”更是当代版的“西贡时刻”，是美式民主霸权输出的决定性失败。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曾这样总结霸权的兴衰规律：“追求霸权者凭借勇气与智慧实现霸权，凭借克制和仁爱增进霸权，凭借令人惊惧的恐怖维持霸权。”（转引自安德森书第220页）这是对美国霸权的最佳历史写照。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和拜登的“民主峰会”都属于帝国夕阳光景，是疲惫帝国对霸权的最后留恋与抗争努力，也是帝国理性转向国家恐怖逻辑的可怕尝试。    

但预言美国霸权脆弱崩解及世界权力快速转移，则显然忽视了美国霸权的历史综合性质、自我修补调整能力和制度坚韧性。美国霸权之衰落属于一种缓慢进行的“韧性衰落”，是存在历史反复和进退变奏的，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美国文明体系是西方数千年文明积累和帝国理性沉淀的历史综合体系，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终极形态。这种体系既包容放大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华和力量，也携带和感染了西方文明内在的全部张力、矛盾性、霸权复杂性和破坏性，其内部存在着自我修复和自我毁灭的双重基因编码，存在复杂元素的对冲、放大与再综合的多层次运动和斗争，存在强大的历史和制度活力，不是简单文明体的脆弱解体可比。

其二，美国霸权的实力构成依然清晰而成体系。这种霸权因素包括美国民主体系与法治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美军的全球控制能力、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与金融霸权体系、美国高科技的卡脖子优势与创新基础、美国盟友体系的协同能力、长臂管辖的法律制裁能力等。

其三，美国霸权的价值构成仍然具有文化领导权优势。这方面包括民主价值观的知识基础和制度优势、自由主义的普适意识形态、人权理论和人权干预体系、普通法的法律霸权、简式英语的语言文化霸权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科学领导权等。     

其四，美国精英层的霸权维护意识和行动能力仍然健全。美国深层势力（deep state）的代表理性和操盘能力仍然强大，对民意的诉诸和引导能力仍然可信，从而中美关系的斗争格局依然胜负难明。

我们既要从战略上洞察美国霸权的历史性衰落不可避免且迹象暴露，又要从战术上充分重视美国霸权的坚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做到知己知彼，做到战略定力和战略进取心的有机结合。

（三）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新关系规范的中国基础

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是一个新战略航标，从中国自身也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新关系规范的引导效应：其一，民族复兴作为新时代本质精神，具有压倒性、支配性和引领性，2021年的建党百年大会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均聚焦于此，呈现前后战略思维的一致性；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包容性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新哲学和新思维，对美国的“西方中心论”与冷战性质的全球体系构成价值挤压和体系斗争。无论是上述的民族性目标还是全球性目标，都不是以美国的价值和规范为基础，而是中国自身文明与制度的历史性成长和表达。

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双轨制”，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创新和民族化，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呼应。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演变成了一个双轨的交互体系：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转化过程；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思想性的规范结合，这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具体构成，因而有了更加丰富的历史和思想维度，以及贯通民族实践过程和世界秩序演变过程的开阔哲学空间和思想创造领域。   

民族复兴作为新时代的本质精神和根本法，是阻断和反制美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有效政治原则和民族性共识。美国以人权与民主“肢解”中国政治制度、否定中国文化与生活方式正当性的“东方主义”隐秘逻辑和战略进程被完全打断。无论是新疆人权问题，还是香港民主问题，都属于美国新冷战的惯用策略，以全体系动员的方式进行污名化、制裁、国际调查和话语权施压，但不能取得通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取得的政治成果，其颠覆性的政治图谋不能得逞。甚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采取“切香肠”战术以及无限制地武装台湾和支持台湾国际化，以此达到分裂中国和破坏中国民族复兴进程的战略目的，但也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美国还试图在舆论战上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和政治代表关系，挑动中国社会发生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民主运动，并大量投资和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网络大V以及某些商人势力和腐败官僚势力，制造“第二个苏联”的解体悲剧。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遏制和干预手段，美国一直不遗余力，但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着“大一统”的民族政治基因，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真诚向往和具有奋斗热情，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及其政治代表性有着基本的历史认同和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牢牢抓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发展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美国的民主戏法与颜色革命的全套技战法就遭遇了基本失灵的战略窘境。民族复兴及其坚定的历史趋势，以及民族复兴必然包含的对党的领导的长期坚持和对台湾统一的最终实现，是中美新关系规范建构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如果美国不能正确认知和接受中国民族复兴的基本事实与核心法理，就难以寻找到建立中美关系稳定规范架构的共识基础。         

与中国民族复兴及独立自主政治道路的选择相比，美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难以接受，也更加难以自我认定处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美国不能接受在基督教体系和美国民主体系之外存在异己性的普遍体系。美国霸权的本质关注不是“天下为何”，而是“谁之天下”。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理念和实践性倡议，本是普遍、中性并符合全人类基本利益的，但就是因为由中国提出和推动，就会被判定为是“中国威胁”和“中国阴谋”，就会遭遇来自西方舆论、外交、政治、法律、地缘等多个维度的严厉和过渡的攻击与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一个本体性的哲学范畴和人类社会的建构性命题，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逻辑上并不存在主体性霸权和对美国的排斥性，但却触痛了美国的霸权神经及其敏感性。中国不仅有理念倡议，还有实践行动，主要付诸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项目与制度合作体系，这本来是填充和矫正美国式全球化的战略增益行为，却被判定为是中国的“帝国式”扩张行为，是对美国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修正和挑战。在2021年4月份美国《战略竞争法案》的草案版本中甚至提出了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项抹黑中国的倡议和行动。而美国的印太战略及其执行细节，显著体现出对中国的战略敌意和激烈的战略竞争的取向。美国无法以民主方法改变中国，如今又试图以“恶性战略竞争”的方法破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合作体系，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实践和体系性建构。

四、通过历史斗争实现新的和平“大地法”  

中美关系由此陷入“新关系规范”的共识危机：其一，美国不能接受中国民族复兴的基本方案和制度模式，认为是对美国民主普适性的挑战和对美国霸权的体系性压制；其二，美国也不能接受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体系和真正立足和平发展普适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是对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结构性修正和破坏。美国唯一能够接受的只是：中国接受美国的霸权和民主。

新加坡资深战略家和政治家马凯硕在其新著《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对中美关系的战略纠缠和冲突风险性有过精辟的分析，就其出路提出了一个“大逆不道”但非常具有战略突破性的构想：美国是否能够坦然接受成为“世界第二”的角色而从容思考和应对与中国之间的大国关系？沿着马凯硕的思路继续推理下去：中美关系的新关系规范架构是否能够达成和可持续，实际上取决于美国对自身霸权的“理性放弃”而不是幻想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全盘接受”，而如果美国以退为进，真正从多元主义和东西方文明平等的新规范出发，拿得起，放得下，将是全人类在21实际的最大福祉，否则全人类和平发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美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都可能被美国霸权的“自私捍卫”而绑架套牢和持续受损。当然，这种推理置于西方文化中心论逻辑和美国霸权的自负与自私性格之中，近乎天方夜谭了，是典型的“与虎谋皮”的主观愿望罢了。

因此，中美关系的“持久战”和伟大斗争不可避免，但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文明竞争和文明博弈，是进步正义与保守霸权在“平视”和“对等”预期下的新斗争，我们都是这一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无一例外。而希望与绝望，幸福与悲苦，文化与暴力，规则与失序，和平与恐怖，开放与封闭，机遇与风险，忠诚与背叛，意志与怯懦，进步与倒退，一切皆有可能，直到中国的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至名归”，直到美国霸权基于必然性事实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正当性存在和文明价值，直到人类和平新的“大地法”规范性生成，历史性斗争才有了决定性结果。施米特二战后在悲悼欧洲传统国际公法秩序衰落和美国自由帝国霸权降临之际，于《大地的法》中构想和呼唤的新的历史斗争和新的和平“大地法”，竟不期然落到了东方中国的文明之肩和政治肉身。这到底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期许？      

这或许就是中美关系长期“战略相持”与规范斗争的文明本质和世界历史本质之所在。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