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廉政思想的理学底蕴

作者：徐雷（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来源：《原道》第33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十三日辛酉

           耶稣2018年1月29日

内容提要：曾国藩是晚清理学名臣，久历官场，于“守廉、奉公、尚俭”，不遗余力。曾氏的廉政理念源出理学，廉政实践不离修身，理学是因，清廉是果。“廉吏，可为不可为？”是曾氏对自己步入仕途后的考问。他倾其一生，领悟孔孟之道、践行程朱之学，弃小廉、成大廉，自省自励，为仁为己，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具体言之，先以“公”兴廉（恪守公心、力戒贪念），再以“俭”养廉（近仁达道、合礼明理），公、俭、勤、仁、道、礼、理、心等众多理学范畴一一被他体躬心悟，化作实行，融通在家居和仕途当中，以明廉吏本色。“中国之官，必廉必正。”曾氏掷地有声的回答、鲜明理性的态度及其对信仰的求真、对修身的求勤、对法纪的求严，不仅为时人所称颂，更是今日中国强化反腐倡廉的学理支撑、历史借鉴和文化依据所在，细细研读曾国藩的廉政思想确有必要。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廉政；湖湘文化；

一、引言

中国古代官场，能臣、贤臣辈出，晚清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曾氏为官，立德为先、理学为宗，忌讳“无德而权重于人、无才而位高于众”。[1]其心中，廉为官德之首，综合素养之体现。常言：“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2]据此，曾国藩将廉德养成纳入修身日课，视作安身立命与经世济民关键所在，一生致力于知廉、行廉、持廉、守廉，始终“保守初心”。晚清时逢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畏事偷安者多”，[3]“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4]平日不耻于“小廉”“小仁”的曾国藩时常追问自己“廉吏可为而不可为？”[5]思索之余，更是执著于践行廉公和廉俭。他坚信，“严操守者，亦可济世”。前者源自理学修身，后者出自理学实践。诚如曾氏自己所言：“可为而不可为，国藩涉世多年，盖亦深明其旨。”[6]用功之勤、用心之深，得以窥见。

二、公兴廉：“恪守公心、力戒贪念”

理学家朱熹曾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7]正如朱子所言，公正清廉是古代官吏的为人底线。公因廉而生，廉因公而兴，两者依存难分。曾国藩本人常以“公廉不苟，勉益加勉，定成有用之才”予以自省和自励。[8]其去世后，清廷和昔日同僚评价他“公忠体国”“砥躬清正”。无疑，这是对曾氏仕途生涯的中肯评价。曾氏以“公”兴廉，重在“守公心”“戒贪念”。公心之利与得、贪念之弊与失，孰轻孰重，皆剖析得当，辩若分明。

首先，“公字，吾辈之根本，刻不敢忘。”[9]追溯曾国藩对公字“刻不敢忘”的原因，有二。一是源自理学先贤的影响。二程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10]此处，二程明确提出了公和仁的关系。公作为仁的核心要素，须与人心相体贴。心公状态下，本我之心和外在之物息息相通，无丝毫羁绊，呈现出仁之气象。自然，为公、为仁、能恕、能爱，一以贯之。朱熹领悟程子意进一步细说：“盖人撑起这公作骨子，则无私心而仁矣。盖公只是一个公理，……人而不公，则害乎仁。”[11]公而无私，得仁；私而不公，害仁。公与私，关乎仁，水火不容。显然，程朱视心公与心仁为因果关系。曾国藩接受程朱思想，去私立公、循公达仁，会通公、仁二心。他说：“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一日……公正，则为君子；一事……公正，则为君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12]公与仁，好比身与心，君子兼而有之，刻不可离。故而，“（守）公心，毫无私念”，“有仁心，有远识，大本已立。”[13]对立志学作圣贤，践行程朱之学的曾国藩来说，便是始终牢记、终身体验并事上践履的修身举措，刻不敢忘。

二是出自为官实践的感悟。清同治四年，曾国藩曾语重心长地提醒下属：“任法不如任人。……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其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另增新法，以期便民。”[14]人心不公，即使再完备的法规制度也无法落实，一纸空文而已。反之，秉持公心，急百姓之所急，依据形势变化和业务实际对法规条文加以增补或删减，惠民效果更为明显。这段话的核心正是法治和人治。表面上看，曾国藩对人治的看重和强调更甚于法治，但其真实意图却是两者并重、互补。朝廷颁布的良法和新法，是整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石。只有在法治监管的大前提下，人治的价值才能发挥到极致，而法规条文的恰当运用、法律精神的有效传承，也只有通过那些真正维护法制的执行者们才能更加彰显与有力。这才是曾国藩做官奉行“心公而事举、心私而事废”的本意。

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曾说：“凡事皆‘公心’求是。”[15]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也指出：“得贤有道，在乎‘公心’而已矣。‘公心’有道，在乎循理而已矣。”[16]既然公心如此重要，如何坚守呢？如何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转化为形而下的具体实践呢？曾国藩立足“事、人、己”三个方面，赋予了“公”字“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心窍正直”三种内涵。关于“公以对事”。曾国藩强调指出：“国藩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17]又曰：“大局所在，只论地形之要害，不得顾友朋之私谊。”[18]再曰：“参访舆论，未敢以己意为是非，考求实际，亦不敢以人言为好恶。”[19]

己见、己意，人言、私谊。这四类皆是处事公正的绊脚石。前两者属于主观臆断，将经验阅历凌驾于实地调查之上，曲解现状，误判是非。至于人言和私谊，一个借助舆论，一个依附裙带，于无形中侵蚀、于利益中消解公心之力。鉴于此，曾国藩把“确见利害、只论要害、考求实际”等列为自己公正办事的原则，换言之即秉承实事求是，在即物穷理的过程中须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己见、己意，人言、私谊。唯有远离它们，杜绝隐患，方能守住公心。

关于“公以待人”。孔子曰：“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朱熹解释道：“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20]早年有“理学新秀”美誉的曾国藩一直谨守孔子、朱子所言，对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倍加推崇。他说：“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数语者，……夫各有所当也。”[21]“无少偏倚，其守不失”被曾氏纳入到了如何待人的为官实践中。平日里，曾国藩接触的多是朝廷官员，然而，大是大非面前，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负私情而伸公义”，而非顾及同乡、同僚之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曾国藩保举过很多人，被他弹劾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他说：“惟吾辈素不轻劾一人，轻上一疏。……吾辈忝居高位，……白简之登必真必当，而后可折服其心。一经定案，不特目下无所遁饰，即他年亦无异辞。”[22]奏章内容言之凿凿，“一一务求实据”，自然“折服其心”；理性、理智待人，始终“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究可以换来各方的谅解，取得共识。久历官场的曾国藩对此深信不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仅要令当事人心服口服，更须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检验。

关于“公以克己”。克己是理学家们修身自律的一种工夫，内圣外王所涵盖的“正心、求仁、复礼、经世”都与它息息相关，为官公否也在其中。朱熹曾说：“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23]一语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克己尽处即是公。曾国藩要守住公心，自然须“屏除一切”，潜心于克己之学。仕途中，他将克己落脚于修心，贯穿在言行举止间，几番提出“心窍要正、要直，不可歪曲，动好与人斗机斗巧”的为官箴言，[24]实则是以心窍正直重新对公字做出诠释。在笃实践履“居敬、主静、慎独、思诚”理学四大修心法则的前提下，曾国藩经年累月体验着本心“存而不放、定而勿动、安泰戒馁、守一无贰”的本然状态即“心存、心定、心安、心专”。这种修心的境界正是朱子所看重的“极至处”。处于“极至处”的本心澄明、透彻，一尘不染，外诱不能惑之，能时刻保持着正直一面，谨守为官公正的宗旨而不偏离正轨。

其次，贪字，“其利甚暂，其害实长。”[25]晚清官场，贪腐成为一种公害。廉吏胡林翼指出：“国家之败，皆由官邪。……然民乱必由官贪。”[26]左宗棠更是直言不讳：“贪以害廉”，“察吏必先惩贪。”[27]相较于左、胡两人全盘否定的态度，曾国藩对贪的认知有褒有贬，贬居其九、褒居其一，更富辩证与细致。他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28]又曰：“古来多少英雄，功高名重，其后非败于‘骄’，即败于‘贪’。”[29]

在曾国藩看来，打天下即事业发展的起步期，应保持适度且可控的贪念，只因它是一种推动力，有助于既定目标的实现。然而，守天下即事业发展的鼎盛期，须警惕贪念膨胀及其肆虐，只因它也是一种破坏力，不加以节制和远离，身毁德败。换言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况且，贪念所具有的推动和破坏两种影响力并非对等，前者“其利甚暂”，后者“其害实长”。这种兼具利与害双重功效的贪念正是理学家们所痛恨的一种人欲。朱熹曾说：“凡有所爱，皆是欲。”“物事也爱好，官爵也爱，钱也爱，事事都爱，所以贪。”[30]揭露了贪念的本质正是人欲。戒贪念就是去人欲，心中有戒，才能守牢为官底线，力保廉德不失。

“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31]“陶铸其质，去其贪心。”[32]廉和贪不可并存，廉是贪的克星。在程朱理学的精神洗礼下，曾国藩得以“力去人欲，以存天理”，通过“研几”和“事上磨砺”，逐渐把心中因各种事由和境况所引发的一切妄念、贪念和私欲消灭在萌芽初期，真正做到洁己奉公，廉而不贪。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的家训正是曾氏践行理学，卓有成效的表率之一。“守公心”和“戒贪念”，作为曾国藩以“公”兴廉的核心内容，丰富了其廉政思想的内涵，不仅自身收益，还通过下属和同僚，直接影响到了晚清官场风气。这一切都与曾氏誓言“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守之”的毕生努力分不开。[33]

三、俭养廉：“近仁达道、合礼明理”

对从政者而言，俭绝不仅是约束自身的道德素养，更是仕途必备的政治品质，直接影响着廉政效果。这一点在封建王朝末期尤为突出。因统帅湘军有功跻身封疆大吏的晚清“曾左胡”（即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其共同特点便是廉俭。曾文正“诸事从俭”、左文襄“俭而守廉”、胡文忠“俭以养廉”。官场风气在三人示范表率下呈现出新气象，晚清国运一度得以中兴。曾国藩指出：“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34]还说：“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35]一个“俭”字贯穿“求廉、养廉、守廉”之始终。曾氏推崇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学理依据——“俭近仁而达道”和“俭合礼而明理”。这也是曾国藩“融廉吏和理学学者两种身份于一身”的特色所在。[36]

首先，“俭近仁”。曾国藩对俭的理解源自孔老夫子。“国藩每读……仲尼之温良恭俭让，……可知已。”[37]“温良恭俭让”是孔子核心思想“仁”的道德德目。孔子曾说：“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礼记•表记》）在众多德目当中，俭被孔子视为和仁关系最为密切，距离也最为靠近的。曾国藩的理学挚友胡林翼曾举例解读：“若去奢崇俭，以虚用作实用，尚可多养一两万人。即孔子用力于仁，力无不足之义。”[38]曾国藩对此极为赞赏，他进一步强调：“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39]把节俭理念落在社会现实处，解决百姓温饱。这种通过提倡俭德而形成的惠民、爱民的执政理念便是“曾左胡”等理学士大夫们认同并努力为之践行的“俭近仁”。

南宋理学家胡宏说：“人而能仁，道是以生。”“人仁，则道立。”[40]潜心于理学的曾国藩没有满足于“俭近仁”，他认为古之圣贤尚俭的终极目的是乐道，而俭正是求仁进而上达于道的轨辙之一。在他心目中，儒家先贤孔子和颜回正是尚俭乐道的典范。前者“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后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世人大都厌恶贫贱，却不知贫贱带给人的远胜于富贵。孔子和颜渊两位圣贤身处贫贱之境，却并无片语埋怨。物质条件的简陋反衬托出圣贤内心的富足与安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俭朴的生活和高尚的德行本就一以贯之，互为因果。由俭而近仁，循仁而达道，廉亦在其中。

“人不可以不知‘道’。知‘道’，然后知进退。”[41]深谙此道的曾国藩“有志学为圣贤”，从俭入手，以闻道为己任，知仁民爱物。在“俭近仁达道”思想的指引下，曾国藩的家居生活和官宦生涯皆呈现出“惜人力、物力、财力”的特点：“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42]“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43]“军中浪费，最忌官员太多，夫价太多。今立定限制，无论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44]

每一位从政官员，履职期间是否准确且恰当的调配和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事关自身政绩，对所管辖地域的民生、民情和民风也会造成直接影响。清帝康熙曾在治国方略《圣谕十六条》中要求各级官员和百姓“尚节俭以惜财用”，初衷即是“勿忘俭约之本，远离奢靡之风”。胡林翼官拜湖北巡抚期间，常训导下属：“百钱、一钱亦当爱惜。须知日用之费，皆国家之正供，生民之膏血。”[45]官员理财须精打细算，慎之又慎，合理支配，帮国家节省开支，切勿妄取肆用。曾国藩更是如此，主持湘军营务多年，每日过手银钱数万，但从“不妄花一钱”且“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为晚清官场树立了良好典范。

其次，“俭合礼”。古代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在封建社会瓦解之前，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甚至一生都会受到礼的制约和影响。礼作为一种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和制度，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论语》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朱熹解释道：“盖得其本，则礼之全体无不在其中矣。”[46]《礼记•檀弓下》载：有若曰：“……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这两段对话充分说明了俭和礼的关系：尚俭是礼的本质要求，但俭的尺度把握须以礼法为依归，受礼制约束，逾越或不及皆不可。简言之，“俭合礼”。

晚清研习理学者皆好礼。左宗棠主政一方后，忧心于“世衰礼废，全不讲习”，强调“治国所以尚礼”，[47]“与其奢，毋宁俭也；……理得而心安。”[48]曾国藩自称研读“《三礼》略有所得”，平生执着于“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49]《清史稿》评价：“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于礼运。”[50]在提倡和践行“俭合礼”的同时，“举世礼邱轲，貌尊非心即”的陋习也为曾、左二人所目睹。[51]世人对孔孟先贤的崇敬本应发自内心，礼仪规范不过是虔诚敬畏的外部延展。缺乏信仰基础的祭拜和礼数，不管仪式如何庄重，规模如何盛大，祭品如何丰富，全然违背了先王制礼的本意，礼到而心失，全无公信力可言。礼的神圣性、权威性和至上性一旦无存于世人心中，尚俭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名存实亡。

只有为礼寻找到本体论上的依据才能重塑礼的威严，让习礼者心畏诚服。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主张，俭不仅要合礼更要明理。曾国藩说：“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52]左宗棠也说：“礼理本于太乙。……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各当焉。”[53]太乙同太一。“太一”语出《礼记·礼运》，本义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混沌元气，产生于天地未分之前。孔颖达指出，“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54]宋代理学勃兴，朱熹又把太极解释为理。“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曾国藩和左宗棠治学以朱子理学为宗，自然也将天理、天道或太极视为礼之本源。对照两人关于太一（太乙）特征的描述，无不与程朱理学中天理（太极）的特征相吻合。

礼以理为本，俭以礼为归。这便是“俭合礼明理”的内在价值关联所在。找到了礼的本原，“理摄礼，礼束俭，俭治奢”成为曾国藩的自觉使命，逐渐落实在了日用常行之间，形成习惯。曾国藩说：“礼主减……，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55]言下之意，尚俭非虚言，须体现在为政者每日的衣、食、住、行诸方面，有助于品节涵养、节性勿纵、克己复礼、明理崇俭。这一切也和曾国藩一贯自诩“不谈过高之理，专务修身践履”的踏实态度相一致。

曾国藩说：“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56]“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57]“修理旧屋，何以花钱七千串之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58]“余昔在省办团，亦未四抬也。以此一事推之，凡事皆当存一谨慎俭朴之见。”[59]饮食丰、裘服鲜、车马泽、宫室丽，本无可厚非，但从政者应距而远之，更要拒而远之。抗拒引诱是本，保持距离是末。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事关民生，执政官员的衣食住行事关廉政。表面看似普通家事，但关乎社会舆论和政治生命，绝不再是官员个人的私事。所以，左宗棠尚俭从“衣无求华、食无求美”做起，[60]胡林翼尚俭从“衣仅求其暖、食仅求其饱、住仅求其安”做起，[61]曾国藩尚俭从“慎起居、节饮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做起。[62]“曾左胡”三人的表率和示范足以证明“衣食住行”轻视不得，只因它是益于己，更益于民的大事，为官者欲“以俭养廉”，理应从此起步，善始善终。

四、“廉者有为”是曾国藩廉政思想的核心

“廉者有为”是曾国藩廉政思想的核心。曾国藩论廉有大小之分：明哲保身、独善其身为小廉；廉而有为，兼善天下为大廉。大廉则涵盖了公、俭、勤、仁、道、礼、理、心等众多理学范畴。曾国藩将它们一一化作实行，融通在家居和仕途当中，渐成气候，以明廉吏本色。今日中国，反腐深入人心，从政不廉是腐，从政不为也是腐。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廉吏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廉政文化的闪光点，看到了他们对信仰的求真、对修身的求勤、对法纪的求严。“曾左胡”用自己的官声和政绩告诉所有为官者：廉者本应有为，“中国之官，必廉必正”。[63]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939页。

[2]《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40页。

[3]《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9页。

[4]《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7页。

[5]《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076页。

[6]《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243页。

[7]《朱子语类》卷11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35页。

[8]《曾国藩全集•批牍》，第141页。

[9]《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375页。

[10]《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3页。

[11]《朱子语类》卷95，第2454页。

[12]《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80页。

[13]《曾国藩全集•批牍》，第192页，第190页。

[14]《曾国藩全集•批牍》，第375页。

[15]《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16]《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6页。

[17]《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243页。

[18]《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11页。

[19]《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726页。

[20]《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0，27页。

[21]《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051页。

[22]《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915页。

[23]《朱子语类》卷6，第116页。

[24]《曾国藩全集•批牍》，第164页。

[25]《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378页。

[26]《胡林翼集》第2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页。

[27]《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345，636页。

[28]《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66页。

[29]《曾国藩全集•书信八》，第5540页。

[30]《朱子语类》卷87，第2243页，第2241页。

[31]《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474页。

[3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48页。

[33]《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540页。

[34]《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8页。

[35]《曾国藩全集•批牍》，第290页。

[36]徐雷：《立德与节欲：晚清廉吏胡林翼的身心涵养之道》，《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37]《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2页。

[38]《胡林翼集》第2册，第227页。

[39]《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94页。

[40]《胡宏集》，第196，151页。

[41]《胡宏集》，第206页。

[42]《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7页。

[4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058页。

[44]《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69页。

[45]《胡林翼集》第2册，第964页。

[46]《四书集注》，第86页。

[47]《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83页。

[48]《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80页。

[49]《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21页。

[50]《清史稿·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17页。

[51]《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页。

[52]《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38页。

[53]《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390页。

[54]《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55]《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5页，148页。

[5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837页。

[5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4页。

[58]《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25页。

[59]《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049页。

[60]《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63页。

[61]《胡林翼集》第2册，第1040页。

[62]《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35页。

[63]《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442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