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访谈之一】


专访陈明：赞成“五四节”办传统成人礼，五四运动与反传统不能画等号
受访者：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采访者：任重（ 主编）
时间：西历2017年5月10日

陈明先生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不但民间兴起了举办中国传统成人礼，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学校等也支持和举办传统成人礼，有的选择在文庙（孔庙）等场所举办。今年五四青年节当天，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诗圣文化——‘五四’成人仪式”，成都十五组家庭以加冠、加笄古礼，为子女举办成人礼，引发关注和争议。对此活动，您怎么看？

陈明：我赞成举办这个活动。青年富于热情理想，五四是青年的节日。选在这样一个日子举办成人礼，本应很自然。有人感觉不适，主要因为在他们意识里已经把“五四运动”与反传统画上了等号。必须指出，这是非常片面的，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价值观念来说都是如此。

首先，所谓的五四运动包含以１９１５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和以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爆发的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这个爱国运动的口号是“内惩国贼，外抗强权”，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也是爱国的。

陈独秀、鲁迅他们认为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根本的原因是文化落后，救亡图存就要引进西方文化，所谓民主与科学，这就需要摧毁扫清旧文化，儒家文化是旧文化的主体，所以就要“打倒孔家店”。这样一种逻辑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归因上，军事的胜负是文化（陈独秀叫伦理）决定的，而文化是个复杂概念——这些说来话长，姑且按下不表。

其次，救亡，爱国，这些思考和行为的前提，是对自己与国家民族命运存在内在关联的体认，并且由这种体认而形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承担。现在，在救亡任务基本得到完成的时候，我们对于近代史的理解，对于文化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知。

所以，在五四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日子里举办成人礼的时候，采用传统礼仪，十分正常。爱国，就是爱山川大地，爱吾土吾民，爱礼乐文明。成人不仅意味着自然生命的新阶段，也意味着社会人格的确立，意味着在五四那场运动中体现出来的责任承担。

：对在五四青年节举办成人礼，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仪式，尤其是传统礼仪中的跪拜礼，比如许纪霖先生就认为“跪拜是个人之事，拜托不要以五四的名义”。您对许纪霖先生的观点怎么看？

陈明：许纪霖先生好像是对那些反对在五四举办成人礼的人说的吧？严格的讲，我认为许教授说的也对，也不对。

对在哪里？许的意思，“五四”是一个历史事件，成人礼是一种个人行为选择，不能用前者干扰否定后者。这没错。但是，成人礼意味着个体对社会化的自觉接受，而社会化意味着个体对社会的融入，对社会价值的接纳。这跟自由主义的个体本位思维是有所不同的。

十八岁意味着一系列公民权利的获得，这些都没问题的。但这并非全部。我认为它更多的是意味着感恩和责任。冠礼跟礼义联系在一起，最初是贵族子弟的标配。现在普遍化，这样的文化内涵自然也得到传承。我认为这是极富积极意义的。

：批评者主要依据是“五四精神”是“反帝反封建”，故有人质疑没有孔子精神的孔家店又开张了，难道五四精神是要张扬“三跪九叩”吗？ 

陈明：成人礼的当代形式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表现，这是一个问题。四川好像就是移用冠礼和笄礼，严格的讲，是有一些不妥，男女成人礼的年龄不一样，应该统一为十八岁。冠礼、笄礼一偏文化一偏自然，也应该考虑统一——形式上注意性别差异当然还是有必要。

还有服装等等，我觉得也可以做些调整，既要有神圣性，有仪式感，又要考虑适宜和方便，考虑社会要求和时代性。三跪九叩，有吗？制礼称情，这样的大礼，在这种场合可能还是有点过吧？

四季更替，生命成长，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具有神圣性的事情，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意识体会到这种神圣性。这这跟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不是矛盾关系。更不是什么封建啊孔家店之类的问题。那些动不动就用这些大帽子吓人的文章，不仅思想肤浅，生命更是贫乏，完全不必理睬。

主流媒体现在对五四的纪念形式也在变化。前些年习近平主席五四到北京大学，看望的就是当时在编修《儒藏》的汤一介先生。当时北大学生班的杂志《新潮》英文用的就是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这放佛是一个轮回。

大概就是从那以后，对“五四”的反传统的误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纠正。这应该是一种进步，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描述的回归；是对我们与自己文化传统关系的正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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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加冠、加笄古礼，成都十五组家庭为子女举办“五四”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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