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吸纳孔子文武之道的历史与启示

作者：秦兆雄（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科教授，文化人类学博士）

来源：原载于澳门学术杂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2016年3/4期(总13/14期) 有修改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十五日戊辰

         耶稣2017年4月11日

摘要：针对中国社会重文轻武，教育界有一味追求考分而疏于体育德育的现象，政经界过于追求经济利益而贪污腐败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精髓――孔子文武之道教育思想与治国理念。文章主要以日本吸纳传承发展孔子教授六艺中的“射”以及江户时代弘道馆的文武教育史为例，详细论述了日本尚武传统怎样融合孔子文武之道的历史与现状。目的是揭示日本如何将孔子的文武之道吸纳创新而独成体系，并成功渗透于本民族文明素养中的奥妙所在，从而为深入探讨中国应如何继承发扬圣人先贤治国平天下的大智大勇，将从严治党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应时应事的参考借鉴。

关键词：文、武、射、弘道馆

一、问题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同时，也重新评价并日益重视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正能量及其象征意义。在恢复孔庙与儒学经典的教育文化功能以及清明节祭祖等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卓有成效。如果说2004年9月28日曲阜市政府正式公开祭孔等举措是中国社会逐步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节点，那么，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i]”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则可谓是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名誉得以恢复的重大里程碑！无论对文化教育界还是政治经济领域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象征意义。

事实上，习近平主席一直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试图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加以充分开发利用。据媒体报道，2014年10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政府的治国理念总体上是既不全面导入欧美的民主主义模式，也不生搬硬套外来的马列主义理论，而是要回归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通过继承发扬几千年来圣人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髓，推进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可是，如何继承圣人先贤修身齐家的思想体系？如何发扬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智大勇？如何才能切实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善者”以及“不善者”的客观标准及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怎样才能科学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警示？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这些问题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值得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学术理论上认真深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确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为如下三项：

1．核心思想理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2．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3．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无庸置疑，这三项主要内容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应传承发展。但笔者认为，除这三项主要内容外，还应该把孔子所提倡的文武之道教育方针与治国思想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来传承发展。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文武教育传承与治国方略历史得到佐证，而且还可以从日本吸纳孔子文武之道的历史获得启示。

其实，作为一名一直关心祖国繁荣富强的留日中国文化人类学者，也深深认识到继承发扬历史上圣人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智慧，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放下架子，努力避免陷入自我中心和自民族主义的陷阱，高度警惕由于既不“知己”亦不“知彼”而造成的既否定本国优良传统亦仇视外国先进文明的文革思维模式，虚怀若谷，博古通今，放眼世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纵向(历史)的维度继承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而且还要从横向(国际)的视角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传承创新儒家文化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结晶。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扎实地做到“去伪存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改)之”。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针对中国社会重文轻武，教育界一味追求考分而疏于德育体育，政经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贪污腐败的社会现象，笔者提出了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精髓――孔子文武之道教育方针与治国思想。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即中国传统六艺中的弓术射礼在日本的传承发展和江户时代的弘道馆教育设施为例，详细论述日本尚武传统，及传承发展孔子文武之道的历史与现状，揭示日本如何将孔子的文武之道创新而独成体系并成功渗透于本民族文明素养中的奥妙所在，籍此探讨中国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该如何将这一珍贵的传统文化思想与现实结合起来的重大命题，提供一个参考借鉴与研究视角。

二、孔子原汁原味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指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武之道，谓文王、武王之谟训功烈，与凡周之礼乐文章皆是也。”（朱熹《论语集注》）。“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礼记·祭法》）。后来文王的文治、武王的武功治国平天下之道后来被儒家引申为能文能武，文武并用的文武之道。

春秋后期，王道衰微，礼崩乐坏，各诸侯纷纷倾向于富国强兵，割据称霸，逐渐背离了文武之道。但孔子仍然推崇王道，认为应恢复周代的文武之道。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即孔子主张遵循帝尧、帝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孔子推崇周文王、周武王其实还包含了对二人不同思想与政治倾向的中道整合，这样才能以文武之道为指导，推行文武之政。“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孔子家语·正论》）。即孔子是站在文武之道的高度来推行文武之政。

孔子的文武之道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就是一张一弛，文武兼用的文武之政。“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在夹谷之会前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结果由于文武兼备，以弱胜强，一直成为著名佳话。

孔子推崇文武之道，推行文武之政不是把二者相提并论，而是以文为重，武为辅。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孔子主张政治应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为辅。

由于孔子出身卑贱，生不逢时，基本上无权无势，周游列国时也基本上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认可与重用而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文武之道，所以晚年只能以私塾教学方式来推行文武之道，其位卑未敢忘国忧的社会实践使他成为后人尊崇的至圣先师。当时孔子的教学沿袭了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以“六艺”教育学生。

六艺即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保氏》）。这“六艺”中书、数属文，御属武，礼、乐、射则文武兼备。

由此可见，孔子的“六艺”教育包含了文与武，他试图为社会培养崇文尚武、文武兼备的人才。因为孔子认为“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论语·子路》）。“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礼记・射义》）。 “射”不仅仅是一个人以及团队狩猎杀敌护卫自身的武道技术“射技”，修身养性的文化艺术“射艺”，而且是一种统治者协调支配整个社会的宗教仪礼“射礼”。

日本民族学·人类学界最早关注中国古代射礼的伊藤清司曾认为：古代中国的射礼具有占卜年运的宗教色彩，这样的的占卜不仅是决定射手一人好运与坏运的惯例行事，而且也是判定射手本人所属社会集团的幸运与不幸的宗教神事。因为是这样一种神判仪式，所以举行射礼的场所被选定为神灵降临之圣地，同时被视为神灵标章的水面就在圣地成为弓箭射击的对象。后来在辟雍大池常常举行射鱼与射鸟之礼就是这一习俗的叙述体。当今在日本关东地区神社祭祀活动中的“御备射”射礼本身也一样[ii]。笔者自1993年3月至1994年4月在日本关东地区的千叶县富里町进行人类学调查期间也多次目睹了当地神社举行春季祭祀祈祷丰年仪式中的一项“御备射”礼，并逐渐关注并研究中日两国传统射技与射礼的历史与现状。

三、日本古代吸纳创新孔子文武教育与治国理念

自公元3世纪中叶，日本就通过朝鲜半岛积极吸纳中国文化，至4-5世纪，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弓术方面，《礼记》中的射礼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此前只将弓箭作为狩猎与战争技术的思考方式。伴随着日本积极采用并确立唐朝的律令政治，从七世纪中叶的孝德朝开始，日本古代的弓箭威德思想与中国传统弓箭中的礼思想相结合，衍生了作为朝廷各项活动的庄重礼仪。孔子大力提倡的君子射礼在皇室与贵族以及武士阶层中得到推崇。文武天皇为了强调弓射仪礼的重要性，于庆云三年(706年)制定了《大射禄法》。与中国传统短弓(2米以下)相比，日本传统弓箭是长弓(2米以上)。至平安时代(794-1185年)，中国六艺思想受到尊崇并支配了贵族绅士的生活，弓射与礼乐一样受到重视。当时的弓射摆脱了偏重武射的倾向，而具有浓厚的文射特征，所以纪氏与大怑氏确立了《射礼之容仪》。平安中叶(10世纪)出现的“伏竹弓”以及平安末期(12世纪)发明的“三枚打”弓箭等就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合成弓制作技术而制作的竹木合成弓。

但进入自镰仓时代(1185—1333年）至江户时代(1603–1868年)约680年间的武家时代，日本固有的武家思想与中国的射礼思想相结合，弓射又恢复到以往的武射倾向，弓箭与战马相结合的骑射武术[iii]得到开发应用，并成为尊崇勇猛的“弓矢荣誉” 得到大力奖励而盛行于世。

由于日本历史上一直将“文武兼备”作为培养男性的理想教育方针，所以日本武家时代上流武士阶层一直没有完全导入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很容易理解并接受孔子的文武之道。诚如土田健次郎所言，中国儒家并不是为武官而是为官僚提供的思想，具有卑“武”尊“文”的传统。因为日本一直尚武，而且吸纳儒家思想的社会主体基本上是武士阶层，所以历史上日本儒者解读应用儒家经典时，特别留意其中的尚武言论[iv]。

比如，针对“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论语·颜渊》）”等章句，很多日本儒者并不是只根据上文直接解读而认为孔子轻武而不重视军备，而是参考《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语录：“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以及“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等史料推断孔子也重武[v]，努力让孔子的文武之道适应武家社会并建构了文武两道的思想体系及其教育方针。

比如，江户时代被誉为日本阳明学鼻祖的中江藤树(1608－1648年) 曾是下级武士，后来为了孝养寡母而弃官返乡，创办藤树书院，不仅教授学生习武学文，研读儒家经典，而且著书立说。他在《翁问答》中指出，“文武本来是一德，无法分别。虽然天地万物造化都共有同一气，但正如有阴阳之差异一样，因为人之天性感通之处是一德，有文武之差异，所以没有武的文不是真实的文，而没有文的武也不是真正的武。正如阴为阳之根，阳为阴之根一样，文是武之根，武是文之根。”[vi] 。即中江藤树认为如同阴阳互为其根[vii]一样，文武亦互为其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文武合一理论被称谓文武两道，后来对日本政治思想发展以及国民教育体系形成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由于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尊孔崇儒，重用藤原惺窝的得意门生林罗山，兴办学校并普及儒家经典教育，因此孔子庙也伴随这些学校的诞生在各地陆续登场。其教育方针普遍为“文武兼备”，即学生除了学习孔子教授的六艺外，还必须精通枪术、马术以及铁炮射击等武艺，参加每年二月定期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奠或释菜等各种仪式。下面以作者于2013年5月开始调查研究的弘道馆为例，详细介绍当时藩校的教育实况。

弘道馆是水户学的发祥地水户藩(德川幕府的三大亲藩重藩“御三家”之一，位于江户，今东京东面)于天宝十一年(1840年)动工，天宝十二年8月1日临时开馆,安政四年(1857年)5月9日举行正式开馆的公立藩校。

第一代藩主为德川家康的第十一子赖房(1603-1661年)，尚武好学，崇神尊儒。其子光圀(1629-1700年)为第二代藩主，不仅对编修史书，而且对儒家思想及其应用非常重视，从明历三年(1657年)开始在史馆“彰考馆”编撰《大日本史》期间，常常举办讲经活动。宽文五年(1665年)6月，他将朱舜水从长崎聘请到水户担任顾问，协助编撰《大日本史》,管理藩政，振兴儒学并学以致用。后来又创立了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水户学”，政绩显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风淳厚而在各藩中享有盛名。

文政十二年(1829年)，从小喜好水户学的德川齐昭(1800-1860年)成为第九代藩主后，于天宝五年(1834年)决定建校。由于当时正值持续数年的“天宝饥荒”初期，财政困难，他的意向遭到了很多藩士的强烈反对。但藩主齐昭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在得到幕府的部分财政支助后，于天宝八年(1837年)开始为维护封建体制稳定并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推行“天宝改革”。其中一项是“学校之义”，即重视文化教育，建设藩士子弟学文习武的藩校，同时为农村有志之士设立乡校。

天宝九年3月，齐昭公布了亲自撰写的<弘道馆记>，原文(竖体，无标点符号)如下:

弘道館記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为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内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为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敎，資以賛皇猷，於是斯道兪大兪明，而無復尚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説誣民惑世，俗儒曲學舎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为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敎，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为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为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敎，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嘑!我國中士民夙夜匪解，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敎，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敎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天保九年歳次戊戌春三月　齊昭撰文并書及篆額

馆名“弘道”二字取自《论语·卫灵公》中“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实此前已经有佐贺藩与彦根藩等五所藩校命名为弘道馆，但因为<弘道馆记>的内容与学校教育特色以及占地面积等因素，使创立最晚的水户弘道馆后来在当时各藩校中特别著名。

<弘道馆记>中，“奉神州之道，资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歧，学问事业不殊其效，敬神崇儒无有偏党，集众思，宣群力，以报国家无穷之恩”，反映了齐昭制定的五项建校与教育理念：“忠孝一致”、“文武一致”、“学问事业一致”、 “神儒一致”、“政教一致”。 <弘道馆记>刻在寒水石(大理石)碑上，自临时开馆以来，一直收藏在弘道馆八卦堂内(参见下图)。

图1 《弘道馆记》刻在寒水石(大理石)碑上 

资料来源：弘道馆事务所小圷纪子学艺员提供

弘道馆当时占地54000坪(17.8公顷)，规模相当于著名的加贺藩明伦堂(约17800坪)与长州藩明伦馆(14000坪)的3-4倍，成为各藩中最大藩校，还比幕府昌平阪学问所大近5倍。从建筑布局及其使用目的来看，全馆可分为三大区:校区、社庙(鹿岛神社与孔子庙)区以及练武场(参照下图)。

图2 弘道馆全图。资料来源：弘道馆事务所

校区主要包括正厅及其深处右侧的至圣堂、诸公子读书的“会读场”与文武教职员工的办公室、右侧的学问所“文馆”与左侧的武艺所“武馆”以及天文台及其正前方的“医学馆”等建筑。

社庙区位于馆内中心地带，是弘道馆教育的精神支柱，被视为圣地。左右两侧分别是鹿岛神社与孔子庙，象征着“神儒一致”与“文武一致”的建校理念。神社参道西侧是八卦堂，神社西南一隅立了一块石碑，刻有题为<种梅记>的碑文[viii]。另外，孔子庙西面土坛上有一钟楼，名为“学生警钟”。

练武场以铁炮操练场“调练场”为主体，西侧是细长的马场，南面分别是弓箭场、炮术场以及马厩等设施。

从以上的面积规模与三大校区的建筑布局及其学科开设等方面来看，弘道馆可以说是一所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近代综合性军事大学。

学生入学资格为藩士子弟，但入学之前必须在家塾里学习基础知识。之后由家塾教师向学馆提交希望升学的学生名单，然后在指定的日期领着15岁左右的学生登馆，并按规定首先参拜鹿岛神社与孔子庙，方能报名登记。进武馆不用考试，但入文馆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考题内容出自《论语》与《孝经》等，合格者才能入学，而不合格者则继续留在家塾“素读”经典。

学生入学当天有隆重的入学仪式：他们都要先到鹿岛神社参拜武瓮槌命，然后到孔子庙参拜孔子。毕业时所有毕业生都要进行同样的仪式。而在馆期间每天都必须以各种形式到神社与孔子庙去参拜，并参加每年举办的各类神道仪式与释奠活动。

对于这样的宗教仪式规定，教师职工也不例外。比如上任当天，必须参加就职仪式，即依次参拜鹿岛神社和孔子庙。日常生活中尚需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敬神尊孔的人格。按规定每人每天出入弘道馆时，都要到社庙前参拜，以示敬意。

弘道馆的教育方针与教学内容与其他藩校基本相同，也与幕府昌平阪学问所(汤岛圣堂)的教学方式大同小异[ix]。学生入馆后称为“讲习生”，分班编组，先修“会读”，然后升进“轮讲”课程。“轮讲生”必须轮番依次讲解《论语》、《孟子》、《春秋左氏传》等汉书。“轮讲生”考试合格就升为“居学生”。他们会分配到3叠榻榻米的个人房室，有资格听 “教授头取” (主任教授)的讲义并参加每年秋季在藩主临场主导下举行的“大试”。此外他们要在教授指导下轮讲，每月参加两次笔试“试问”与一次诗歌创作。

上课日数因年级差异而不同。通常高年级学生上课天数多，上午在文馆学文：儒家经典、历史、诗歌、天文以及数学等课程，下午则在武馆习武:剑术、枪术、兵术以及马术等多种武道科目。学习成绩根据每年一次“文武大试”与每月两次“小试”判定。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没有毕业年限，可终生学习，中老年人也可以随时申请入馆就读。

藩主齐昭不仅亲自设计了弘道馆，而且还设计了与弘道馆配套的辅助教育设施“偕乐园”，并将建园目的与设计方案于天宝十年(1839年)5月撰写了名文<偕乐园记>，镌刻石碑、公布于世。其原文(竖体，无标点符号)如下:

偕樂園記

天有日月，地有山川。曲成萬物而不遺，禽獸草木各保其性命者，以一陰一陽成其道，一寒一暑得其宜也。譬諸弓馬焉，弓有一張一弛而恒勁，馬有一馳一息而恒健，弓無一弛則必撓，馬無一息則必殪，是自然之勢也。夫人者萬物之靈，而其所以或为君子，或为小人者何也？在其心之存與不存焉耳。語曰：“性相近，習相遠。”習於善則为君子，習於不善則为小人。今以善者言之，擴充四端，以脩其德，優游六藝，以勤其業，是其習則相遠者也。然而其氣禀或不能齊，是以屈伸緩急相待而全其性命者，與夫萬物何以異哉。故存心脩德，養其與萬物異者，所以率其性；而安形怡神，養其與萬物同者，所以保其命也。二者皆中其節，可謂善養。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无物不消。”是亦自然之勢也。然則人亦不可無弛息也，固矣。嗚呼!孔子之與曾點，孟軻之稱夏諺，良有以也。果繇此道，則其弛息而安形怡神，將何時而可邪？必其吟咏華晨，飲醼月夕者，學文之餘也；放鷹田埜，驅獸山谷者，講武之暇也。余嘗就吾藩跋渉山川，周視原野，直城西有闓豁之地，西望筑峯，南臨僊湖，凡城南之勝景，皆集一瞬之閒，遠巒遙峰，尺寸千里，攢翠疊白，四瞻如一，而山以發育動植，水以馴擾飛潛，洵可謂知仁一趣之樂郊也。於是藝梅樹數千株，以表魁春之地。又作二亭，曰好文，曰一遊，非啻以供他日茇愒之所，蓋亦欲使國中之人有所優游存養焉。國中之人苟體吾心，夙夜匪懈，既能脩其德，又能勤其業。時有餘暇也，乃親戚相携，朋友相伴，悠然逍遙于二亭之間，或倡酬詩歌，或弄撫管弦，或展紙揮毫，或坐石點茶，或傾瓢尊於華前，或投竹竿於湖上，唯從意之所適，而弛張乃得其宜矣。是余與衆同樂之意也，因命之曰偕樂園。

天保十年歳次己亥夏五月建　景山撰并書及題額

此外，藩主齐昭还撰写了“禁条”，镌刻在<偕乐园记>石碑后面。其原文(竖体，无标点符号)如下:

禁條

凡遊園亭者，不許先卯而入，後亥而去。

男女之別宜正，不許雜沓以亂威儀。

沈醉謔暴及俗樂亦宜禁。

園中不許折梅枝、采梅實。

園中不許無病者乘轎。

漁獵有禁，不許踰制。

以上六项禁止条例为管理偕乐园的法令，使后来偕乐园建成开放后正常秩序得以维护并一直影响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一张一弛”采自上述《礼记‧杂记下》孔子所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即建园目的是想让藩士们在弘道馆紧张修文习武之余能身心松弛、精力旺盛。因此弘道馆与偕乐园成了一对互补的文武教育设施。

园名“偕乐”二字采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所以藩主齐昭在<偕乐园记>中最后写到“是余与众同乐之意也，因命之曰偕乐园”。

藩主齐昭亲自将偕乐园选址在离弘道馆约3公里处千波湖边的七面山。建园工程于天宝十二年(1841年）4月动工，次年7月1日建成开园，同月27日对外开放。当初只有武士以及神社神职人员与寺庙僧侣等阶层人士可以自由进出，而后逐渐对藩内领地平民百姓免费开放[x]，成为名副其实的“与民同乐”之乐园。《偕乐园记》石碑也一直立在园内(参见下图)。

图3 《偕乐园记》石碑

资料来源：弘道馆事务所小圷纪子学艺员提供

园内营造了宁静优雅的“好文亭”等著名景观。好文亭由木质结构两层三阶式的好文亭主体与平房结构的奥御殿组成。藩主齐昭常在此召集文人墨客、家臣和领内百姓一同举行诗歌与慰问会等活动。奥御殿为城内失火时的避难场所，但平常由藩主夫人及其随从使用。

“好文”是梅花的别名，根据中国的故事所命名。因为园里种植了种类数十、株数达数千的梅树，无论种类还是株数都要超过弘道馆的梅树。园内还种植了杉树、竹林、樱花、杜鹃花、菊花、胡枝子等四季树木。

水户学是以中国儒学(朱子学)为核心，并综合日本国学与神道而成的学术思想体系。以二代藩主光圀时代为中心的前期水户学基于朱子学的历史思想来理解日本历史的学术倾向很强；而以九代藩主齐昭时代为集大成的后期水户学特色与目的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农村疲弊、士风低落等内患与欧美列强压力增大的外忧而引发的幕藩体制危机。

弘道馆培养了大批优秀藩士，成为水户学的发展中心，特別是后期水户学波及日本各地，并在幕府末期发展为尊皇攘夷运动的指导理念[xi]。诚如吉田俊纯所言：“水户学曾是明治维新的思想推动力”[xii]。

四 明治维新后的文武两道国民教育

明治政府於明治三年(1870年)实施藩政改革，将江户时代所建校舍关闭，或改编成各级国立、公立、私立的各类西式院校，或改为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设施。曾闻名一时的弘道馆也於明治五年(1872年)12月8日按照学制规定闭馆，正门左侧医学馆等校舍成为公立学校（现市立三之丸小学），鹿岛神社与孔子庙等建筑后来也逐渐被保护利用[xiii] 。

值得一提的是，江户时代末期，作为武艺之一的弓术因受欧美最新兵器的冲击曾有过一度被废除的历史。文久二年（1862年）德川幕府废止“弓术上览之仪”，将弓术从讲武所教科目中废除了。明治四年（1871年）实施废藩置县，江户时代盛行的各种传统武术教育消失，弓术也不例外，只有少数弓术家私设弓术道场，保住了日本弓术的传统文化命脉。

明治维新不仅全面采用了欧美的武道（以最新兵器为象征的科学技术与工业体系以及体育竞技与战略思维），而且积极吸纳了欧美的文道（以立宪、议会政治、内阁责任制以及民主选举等为标志的近代文明制度）。其顺利成功在让日本国力渐趋富强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因此，至明治中期，日本皇室以及精英阶层才逐渐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与重要性，陆续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条文。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治天皇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10月26日行幸水户，於四天后即10月30日颁佈的着名《教育敕语》。这是对《弘道馆记》所体现的文武两道与忠孝一致等传统教育理念的又一次传承和发展，一直作为国民道德与行为准则的根本被深深植入日本社会生活中（参见下图）。

图4 千叶县私立成田高中於平成18年（2006年）3月在甲子园球场参加第78次选拔高中棒球大会出场纪念。

资料来源：笔者拍摄。

另外，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征兵制度的彻底实施；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等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政府国策的影响，日本各阶层对包括弓术在内的各种传统武术也有了新的认识。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京都的有识之士成立了统帅各地武术团体的大日本武德会。包括弓术在内的、以技术为目的的各种武术，改称为以心之涵养为目的的“武道”，弓术也于大正八年（1919年）改称为“弓道”。此后，弓道在社会民间不断深入普及，其中以本多利实及其弟子传授的射法最为流行，后来被称为“本多流”派。大日本武德会发挥其拥有的权势与权威，统一了各种武道的形式，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剑道形》，《大日本武德会柔术行》等规章制度，并于昭和九年（1934年）11月制定《弓道要则》正式对弓道进行了射型规定，统一了射法。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次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武道因此被完全弃文崇武的军国主义者以及武道干部作为“增强国力，发扬国威”的工具得以充分利用甚至极端神化。1942年，武德会改组，会长由东条英机内阁总理大臣、副会长分别由厚生(卫生)・文部(教育)・陆军・海军・内务各大臣和一名著名学者担任，理事长由民间人士、各支部长由各地知事分担，本部由京都武德殿迁往东京的厚生省内，这样作为政府五省共同管辖的外围团体成为新大日本武德会。政府为了让所有国民将全部生活精力都投入战争中而大力奖励全体国民修炼武道，武道因此在社会上更加飞跃发展，广泛普及。比如，弓道团体于1940年参加了政府举办纪元2600年奉祝天览武道大会，1942年7月参加了纪念伪满建国10周年的“日满交欢武道大会”。

二战结束后，大日本武德会试图将其改组为民间团体维持发展，而且将科目限定为剑道・柔道・弓道等武道，但觉察到联合国军事最高司令部（GHQ）正要将他们作为有政府支持的，与政府各级组织关系紧密，并拥有巨额资产的强有力中央集权团体命令解散时，于1946年9月28日向其提交报告书，宣布当年10月31日主动解散。但联合国军事最高司令部并没有同意大日本武德会自发性解散，当年11月9日公开命令他们解散，并放逐了约5000名相关人员[xiv]。

但战前传统武道组织很快以各种形式得到恢复发展。据公益财团法人全日本弓道联盟网站介绍，1947年，“全日本弓道联盟”成立，但由于各种原因次年12月解散。1949年4月3日，“日本弓道联盟”重新成立，并于当年8月2日取得正式加盟日本体育协会的资格,1953年9月15日取得由文部省认定的财团法人资格。其名称于1957年1月18日改为“全日本弓道联盟”,后来还陆续取得加盟日本武道协议会以及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资格,成为全国规模的组织。

另外，战后日本各级校园里的弓道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45年11月和12月，文部省发布80号和100号令，全面禁止学校武道(剑道・柔道・刀术・弓道）课程，并禁止课外道场活动。文部省努力消除学校教育中的战争色彩，让武道执照无效，武道一词作为具有军事意味尽量回避。1951年7月25日，根据文部省事务次官通知，作为中学以上的体育教材弓道的实施得到认可，学校教育再次采用得到许可，课外道场活动也被解禁。1953年7月11日，全日本学生弓道联盟再次成立。1956年，全国高中体育联盟内新设了弓道专业部。1967年3月29日，根据文部省发布的120号通知，弓道作为高中正课体育科目可以纳入课程。1989年，随着高中学习指导要领改订，“格斗”被改为“武道”，以前不是在“格斗”而是包含在“个人科目”中的弓道被包含在“武道”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在东京市中心黄金地段的靖国神社附近，投资18亿日元巨资，建造了作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柔道竞技会场（占地面积12,625㎡，建筑面积8,132.240㎡，地下两层，地上三层，地上建筑物最高42米）称为日本武道馆，于1964年10月3日正式开馆。此馆除了作为柔道、剑道、弓道、相扑、空手道、合气道、少林寺拳法、刀术、枪剑道、古武道等日本武道的练习与竞技场外，还举行各种盛大庄重的国际级纪念活动。比如每年8月15日定期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xv]。另外，很多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都道府县也模仿这一国家级武道馆建造了各自的武道馆，尚武精神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大力推动与广泛普及。

由于历届日本政府都很重视普及武道并始终将尚武传统播撒和渗透到社会文明与生活素养中，因此民国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在1927年撰写的名著《日本论》中就指出日本人尚武世人皆知。笔者早在1982年3月底赴日留学初，最深的第一印象也是随处可见的各种武道设施以及练武的男女老少以及各种武道团队，如此全民尚武的民族风格令人无不感到震撼与敬佩。以至于后来留在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任教至今，每每亲眼目睹日本大学生全神贯注练习弓道的情景，内心依然感慨良多。下面是笔者于2012年6月27日路过本校弓道部时随拍的两张照片。

图片5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弓道部(1)，资料来源：笔者拍摄。

值得留意的是，尽管近年日本受少子化影响，人口持续减少，但参加弓道竞技人口却呈现增长趋势。据全日本弓道联盟调查统计，2003年度全国各地弓道联盟登记人数为12万6000人，男女比例为1比1。其中普通市民有4万4000人（35%），大学生有约1万人（7%），高中生有6万1000人（49%），初中生有1万1000人（9%）。高中生的弓道人口数量最多，而且在所有武道人数中也据首位。至2012年度的登记人数变为13万9791人。由于不参加审查与竞技就不用向全日本弓道联盟登记，所以实际弓道人口要超过登记人数。

由此观之，弓道至今在日本人气依然不减，一直呈不断壮大的发展趋势。日本的现代弓道，是弓术射礼的改称，提高了认知与意境，既有日本固有的传统，也有中国的儒家渊源，还吸纳了佛教禅宗元素，注重精神与礼节，不仅是体育文化活动，而且是艺术宗教礼仪。弓道修身养性，并在练习技艺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对意志力及礼仪素养的磨练，本质上是一种健康道德的巧妙引导方式，寓教于射，寓礼于射；射里有德，射里有道。可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弓道与孔子所提倡的射礼相似，既武又文，可视为日本固有尚武精神与孔子文武之道的完美结合与创新发展，是一份珍贵的人文实践成果。从這个意义上来说，它融中日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弓道的普世价值可谓非同小可，因此早在上个世纪，就于国际上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如德国哲学家奥根・赫立格尓（EugenHerrigel，1884-1955）1948年便著写了《弓和禅》一书，一度影响巨大，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

图片6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弓道部(2)，

资料来源：笔者拍摄。

目前弓道虽然还没有成为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但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美各国弓道爱好者逐渐增多并成立了各种弓道竞技团体。其中德国发展规模最大，弓道联盟登记人数约1100人。2006年5月2日，以普及振兴弓道为目的并以全日本弓道联盟为中心的国际弓道联盟（International Kyudo Federation）创立，本部设在东京。目前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弓道联盟参加，亚洲地区只有日本和台湾的弓道联盟。国际弓道联盟与其他国际竞技联盟不同点在于虽然也使用英语，但有关弓道的专业用语全部为日语。由此可见，在中日传统射礼的传承发展以及普及弘扬方面，日本遥遥领先并掌握了主动权与话语权。

总体来看，日本明治以后，精英阶层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高度认识和机智把握，利用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培育出全新的历史果实，这是日本历史上一次非常了不起的飞跃。从那时起，他们不仅及时吸纳欧美的文武之道，而且一直持续使用汉字并传承发展孔子的文武之道。各地相当一部分孔子庙的释奠·释菜渐次得以恢复，在保留了中国儒家传统的同时，也吸纳融合了日本传统神道和佛教以及基督教等多种元素。[xvi]

日本文武两道於社会与政道上的渗透成功，切实让他们国力与民族凝聚力大增。然而，物极必反，自日俄战争及甲午战争获胜后，日本变得极度自傲，以至於在“二战”期间，弃文崇武的军国主义国策导致“武士道”像基因突变似的被极端异化为三句话：“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从而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推波助澜，导致“武士道”从此沦为“法西斯”的代名词，成了当时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的替罪羊，而彻底变成了史册上的一个贬义词。历史上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行为准则是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崇尚勇猛、胆识、正直、坚毅、简朴、礼节、廉耻、诚信、忠义、自律、自尊等美德的。事实上，军国主义者正是蔑视中国并完全背离了孔子的文武之道以及他们推崇的文武两道，“二战”中的武士道是与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传统“武士道”精神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并认真反思，以回归孔子文武之道的正源。

五 结语：纵向反思与横向借鉴

综上所述，尚武传统的日本武士阶层在吸纳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有选择并创造性地传承发展了孔子的文武之道，特别是将中国传统六艺中的射艺射礼与日本本土固有的射技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为弓道。但正如日本吸纳中國弓箭元素而其弓箭比中国弓箭長所示，孔子以文为重武为辅的文武之道与日本武士推崇的文武两道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不可混淆的差异性，值得深入探讨。

江户时代中期的狄生徂徕(1666－1728年)在《铃录》(序)中指出，中国古代本来重视文武两道，但孔子以后只重文了 。他还在《论语征》中进一步指出：《论语》中孔子强调的“道”是“先王之道”，对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在孔子以后已经背离了孔子思想。因此，关于《论语·八佾》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相对于政治地缘或民族优劣的解释(即华夏居于中心，文化先进，夷狄则为边陲，文化落后)，历史上有些日本汉学家更倾向于以文化体现为基准的解释(即诸夏与夷狄的区分是相对的，应以能否体现文化而界定，因此诸夏不如夷狄)。比如山鹿素行（1622-1685年）按照后者解释，在《中朝事实》上卷“中国章”中论述日本才算是“中朝”（中华)，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以后的中国已礼失沦为“夷狄”而不如日本(天皇制)了。因此，后来无论在日本汉学界还是日本社会上，只有日本才继承发展了孔子思想精髓，特别是其中文武两道之论调一直存在，而且曾作为日本侵华的理论依据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值得我们中国学者特别留意并予以正面回应。

中日两国历史上都有汉字词汇相同的“士农工商”等职业阶层划分，但正如两者的发音完全不同一样，各自所表示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如中国上流统治阶层的“士”，通常指士大夫，是文人和官僚的混合体，提倡文道德治并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重视忠孝名利与理想说教但轻视体力劳动与科学技术甚至脱离民众等倾向。受士大夫价值观念与生活习惯的影响，整个中国社会重视父系血缘关係在结构上是以“自我主义”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xvii] ，呈现“有关系，无组织”[xviii] 、“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xix]  的松散状态，被外国人说成一盘散沙。人们通常以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为己任，向往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与荣华富贵以及长生不老等享乐人生，擅长言辞辨论与礼乐诗歌以及商业交易，但缺乏超越血缘关系的团队精神与组织能力、对外保密防卫以及安全保障意识。

而作为日本上流统治阶层的“士”，则专指武士，直接倾向于尚武重名与忠君敬业以及舍己奉公，并以贪生怕死为耻、以勇于献身为荣的精神追求。受武士职业道德与生活习惯的影响，整个日本社会决不允许自我主义并处在高度的紧张与警惕戒备状态；民间谚语“能ある鹰は爪を隠す”(雄鹰藏利爪，真人不露相)的处世哲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重视传统习惯、内部统一、等级序列、队形仪式、组织纪律、资讯收集、防卫守秘[xx]、时间效率、寡言践行、科技革新、精益求精、细致周密、勤俭节约、自尊自律等价值取向成为民族精神。这些价值取向在日本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传统的尚武敬业精神加上不断谦虚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制度并将其彻底本土化，便是日本社会能持续稳定发展繁荣富强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其独特的岛国文明特征。

由于以上两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尽管孔子所提倡的文武之道以及传统六艺可谓中国传统教育方针，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xxi]，但其弓技射礼在日本一直被传承发展而在当代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各级学校以及社会日常生活中却已基本消失。[xxii]

南怀瑾指出：“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末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错。······明朝以后，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 。[xxiii]

也许我们并没有像王阳明所指出的那样，“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但有比较才有鉴别，与日本相比，中国确实如上述土田健次郎所言，具有卑“武”尊“文”的传统。梁漱溟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曾指出中国文化比较公认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文轻武”[xxiv]。

笔者认为，虽然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有重视文武之道的儒家思想，但并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也因此没有被皇帝所采纳，社会上一直普遍存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卑武价值观。历史上，像王阳明那样文武双全的圣贤也只是少数。诚如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所言，北宋时期范仲淹曾提出“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重视“育将材，实边郡”、“复武举”，其门下贤士胡瑗在庆历时期也“上书请兴武学”，在其“苏湖（教育）之法”中有“讲武以御其寇”，可惜以后的科举没有按此实行，元代以后只有“德行明经科”，成为历史憾事。[xxv]

韩星最近也指出：“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在宋明以前是文武平衡的，宋代以后开始重文轻武，文教发达，国力渐衰，文有余而武不足，以至清末积弱不振，为外强欺侮，百年贫弱，百年耻辱。所以，清人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叙‘三代圣人之法’共计十二项，其中一项讲文武之法：‘取士何以始泽宫，射御何以登六艺，观于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处于转折、调整，也就是常说的转型时期，国人的尚武精神有所重振，但至今还没有回归到崇文尚武，文武兼备之道” [xxvi]。

在笔者看来，与当代日本仍然具有尚武的忠信组织能力极强而崇文的是非善恶观念以及仁爱恻隐之心薄弱等倾向相比，当代中国则仍然是崇文的官本位有余，而尚武的国民教育不足。当今中国社会上轻视忽视武道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自明代在北京城内建有崇文门与宣武门，在命名上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礼制，但2010年国务院将北京市的宣武区与西城区合併为西城区，同时将崇文区与东城区合併为东城区。无独有偶，在贵阳占地1320余亩，於2011年7月奠基，2012年9月落成，2013年初正式对外开放的孔学堂“六艺学馆”中的六艺是指“琴、棋、书、画、诗、礼”，而不是上述孔子所传授的传统六艺。此外，诚如《中国青少年体育发展报告(2015年)》所指，当前中国各级院校的学生总体上是爱宅不爱动，身体素质逐渐下降。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孔子的文武之道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发展。

在文武两者中，文道比较容易被中国理解，为此笔者侧重对武道作了大量深入浅出的对比论述，想必从日本的既有实证中已不难看出如何运用文武之道治国的巧妙方法。以日本为镜，可以明得失。

文治德教固然重要，但“道德并不是讲出来的”[xxvii] ，必须通过武道等具体形式或行动得以体现才有现实意义和客观效果，否则就只是理想説教甚至“假、大、空”而已。正如上文中江藤树所言，文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崇文能使我们谦逊宽容、礼义廉耻、英明大气、仁爱诚信、德高望重并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重武可使我们身心健康、钻研科技、善守能攻、国泰民安、临危不惧并把入侵者拒之门外。欲治国安民，舍文武之道何其哉！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尊孔崇儒，但并不是要像孔子那样认为应该恢复周朝的礼制政体，也不认为儒家思想十全十美，更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想说明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文明体系都必须在认同自身传统的同时，适应新的时代与环境才能发展壮大。事实上，正如本文所论证的弓术射礼历史所示，很多外国文化元素往往源自中国古代或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而我们却没有很好的珍视传承下来。

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但若能吸纳前人的思想智慧以及外族的经验教训，就能超越局限并达到完美。中华漫长的文明历史中，传统治国经典理论如数家珍。如“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已”（《中庸》）。“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大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如此种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千年古训，至今依然是我们应珍视传承并践行的座右铭和警示碑。

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民意所致、民心所向。但众人皆知，贪污腐败的根本问题是无底线的私欲在监督机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条件下所导致的权力腐败。因此，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问题不解决，谁掌握了权力谁都可能会独裁腐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共产党欲从制度文化上彻底根治腐败劣根[xxviii]，富国强兵并统一国家而长治久安，那么除了继续深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从严治党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并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当权者拥有足够的监督权以外，还应该从孔子所倡导的文武之道中吸取营养与智慧。

诚如上述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所言：“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成果，并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有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思想文化的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毋庸置疑，日本侵华的残暴历史应该让我们永远牢记并理智自省，当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民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与缺陷。但是，他们对孔子以及欧美的文武之道富有创造性的吸纳、传承、发展及其活用的历史经验智慧，为我们提供着重要的改革启示，值得我们认真谦虚地参考借鉴。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柔韧度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它以儒家为主体，兼容并包了法家、道家、墨家以及外来佛教等思想精髓，从而造就了文明古国的文化自信。因此，真正的“文化自信”并不是自以为是甚至掩耳盗铃并盲目排外，而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从容主动地对内外开放并积极接纳吸收外来文化以不断丰富壮大自身实力。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崇文尚武的皇朝，都是繁荣伟大的朝代；环顾世界诸国，凡是崇文尚武的民族，都是文明强大的国家。一个民族或国家，若能既兼容其它先进文化思想，又能坚持将崇文尚武的强大理念深深植入治国法则与国民教育以及人生信条之中，全体国民就不会倾向于“一切向钱看”并竞相炫富，而是自觉主动地向圣贤强者看齐并崇尚工匠精神，其身心健康与文明素质就会稳步提升并让世界刮目相看、心悦服诚，整个社会定会更加井然有序、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必然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文明之国；那些社会上层权贵与精英阶层里塌方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以及贪生怕死损人利己等腐败现象，也就自然失去它滋生的土壤；内忧外患的政局动荡及外敌入侵等历史悲剧也就绝不会重演。因此，崇文尚武的民族才是一个自强不息、品格高尚、团结互助的和谐群体！崇文尚武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纪律严明、公正诚信、德高望重的民主强国!